创新引领武汉未来“黄金十年”

　　石油等资源的可耗竭性以及产地的地缘政治因素约束、高速城市化工业化密集消费资源带来的环境压力等，都迫使中国探索创新型发展道路。事实上，经济学分析正是建立在资源稀缺性约束前提上，经济发展恰恰是要不断应对和超越特定资源或资源组合约束。19世纪，英国人担心煤炭耗尽后英国经济增长难以持续，最终发现石油作为煤炭的替代品;现在，石油也濒临消耗殆尽，各国企业、研究机构和政府于是投入更多资源寻求替代能源。资源的短缺往往能迫使技术进步和创新发生，从而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

　　上半年，中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达到2477元，在过去的13年半时间里增长了3.78倍，年均增长12.3%。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像三一重工、振华重工这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但同时应该看到，比起美国逾4万美元的人均年薪，中国仍在相当多的行业存在人口红利;而对于一些最为尖端的产品，比如药物，中国还没有研发能力。因此，不宜对创新在生产中的占比“拔苗助长”，更为明智的做法是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科学地推动创新与比较优势的结合。

　　具体到武汉，找准优势产业、降低科教要素的交易成本、激活科教要素的交易市场，至关重要。

　　科教资源同人力、资本一样，都是一种生产要素;创新则是要将这些生产要素重新排列，获得最优结果。要素会自由流动，并会最终流向交易成本最低、交易市场最为活跃的地方。因此，拥有科教要素并不必然获取创新成果。

　　科教资源并不发达的深圳，之所以成为我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恰是因为其要素市场交易特别活跃，民营经济特别发达，民间金融业特别开放。

　　不应忽视的是，教育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现代服务产业。围绕该产业做文章，或是武汉可以看清的比较优势之一。

　　做不好又舍不得影响市场创新热情

　　□徐长生

　　华中科技大学的3D打印技术被评为世界领先，武汉滨湖机电技术产业有限公司已成立十余年，但在产业化方面的脚步仍嫌不够。

　　这样的例子，在武汉不是个案。校办企业的体制制约犹未破解，科教成果转让市场的获利机制却未建立，“做不好”又“舍不得”的矛盾一再上演。市场机遇白白溜走。

　　创新之于武汉，既是比其他城市更为显性的优势，也是比其他城市更为迫切的课题。

　　武汉有百万大学生，高层次人力资源丰富;武汉有两院院士逾60名，科研实力突出;武汉有全国第二个获批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先行先试的体制机制空间不可谓不大……不难理解，创新被当作是武汉实现弯道超越、引领下个“黄金十年”机遇期的最重要支点。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偏“重”，钢铁、船舶等传统优势产业备受产能过剩困扰，全国性的环境资源压力与人工成本上升未能幸免，武汉转型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迫切性又更甚于其他。

　　但在武汉，科教实力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讨论，延绵至今;创新活力的激发与释放，还远不如意。

　　最为缺乏的是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企业家缺乏背后是隐性的制度障碍。

　　既当厂长又当系主任，自己做不好又舍不得卖给市场。行政机构的政绩观与获利冲动未除，市场创新的热情就难以被点燃。

　　美国的自主创新成功有赖于三个主要制度：收入分配激励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风险投资收益制度。武汉虽然也出台了“黄金十条”、“民营经济56条”等政策，但如果以上三方面的基本问题未解决，就不会有乔布斯式的传奇财富故事;如果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无法结合，就无法成为真正的硅谷，引领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转变。

　　突破困局的方式或在于外在刺激。

　　引进具备核心优势的企业与企业家，带动武汉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非一日之功，从学习激励创新的形式，到习得创新氛围的精髓，开放的心态尤为重要。 (记者蔡木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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