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

2019-12-09 02:50 来源: 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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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网讯(记者华智超)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怎么解决“卡脖子”问题?长江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

  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 记者史伟 摄

  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 

  记者:您是中星微集团创建人,成功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您如何看待芯片研发中的制度因素?

  邓中翰:芯片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具有关键作用,也是容易发生“卡脖子”的领域。它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情。

  芯片是网络信息产业的“心脏”。“得芯片者得天下”,能否开发出具有超高运算能力、符合市场需求的芯片,已成为网络信息产业豪强争霸的关键。

  总体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芯片产业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未来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赶超,特别是在芯片自主可控、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领域里需要更多自主创新的芯片成果。

  不过,芯片不同于其他行业,不仅技术突破难度持续增大、投资回报周期很长、淘汰换代非常快,而且细分领域众多,产品种类多达几十万种。

  所以,很多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觉得风险太大。我国专注于芯片研究的企业数量有限,而且总体的研发投入能力有限、持续创新能力较弱,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在产学研上理顺制度关系。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在于理顺市场、企业、政府的关系 

  记者:“星光中国芯”工程在研发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如何得益于新型举国体制呢?

  邓中翰:过去,“星光中国芯”曾感受到研发投入不足的压力。20年前,财政部对中星微集团投资1000万元。这是我国国有资本进行的第一笔风险投资,在中星微集团赴美上市后获得了22倍收益。这为后来的国家大基金进行投资开创了成功先例,也为中国科技体制创新探索出一种模式。

  “两弹一星”等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而北斗、高铁、“星光中国芯”等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

  记者: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邓中翰: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从过去纯粹依靠行政资源配置,调整为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行政资源配置有效引导;第二个是从产品导向调整为市场价值导向;第三个是从过去不计成本地追求目标达成,调整为目标的实现与成本效益比并重。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来说,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就一定会走向行政资源辅助社会资源。过去,传统举国体制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也是由政府大包大揽。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由国家利用科技产业政策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引导大基金等项目来引导市场,最终还是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以芯片大基金举例,是国家在推动,但也要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不是过去行政资源为主,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为辅的模式。

  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能在关键领域创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记者:请结合您的专业经历,为我们解读一下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

  邓中翰:新型举国体制,是我国一些关键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法宝。现在不是苹果掉下来砸在脑袋上就能出成果的时代了,稍微花点力气就能摘到的苹果已经没有了。只有团队合作架起人梯,使用机械工具,才可能摘到顶端的苹果。加快自主芯片技术及产业的发展,需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力量。

  1999年,我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创业,在工信部(原信产部)、科技部、财政部和北京市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投资支持下,带领团队启动和承担了 “星光中国芯工程”,承建了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关村创建中星微电子公司。

  20年来,我们突破芯片设计15大核心技术,申请了30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推出“星光”系列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被苹果、三星、飞利浦、联想、惠普、戴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主流品牌所采用,曾一度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市场份额。我们这两年相继推出的“星光智能一号”“星光智能二号”人工智能芯片,采用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架构,已经大规模应用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摄像头中,发挥出色的前端边缘计算能力。

  20年前,我刚回国时,市场上的芯片基本上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了。我自己所走过的20年道路,印证了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能够在芯片等关键领域创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

  新型举国体制下,芯片、人工智能等将实现“跟跑、并跑、领跑”同时进行 

  记者:新型举国体制如何推动我国芯片研发创新?请谈谈您的预想。

  邓中翰:第一,芯片、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将实现“跟跑、并跑、领跑”三管齐下、同时推进。一是要在成熟技术路线上跟跑,追赶国际巨头;二是要在市场旺盛的一些新兴领域与国际巨头并跑,争取弯道超车;三是需要有换道超车的思维,敢于在国际前沿的“无人地带”自主创新,制定标准,打造新动能、新模式和新的产业链,当领跑者。

  第二,要在集中力量自主创新的同时,注重全球化技术生态的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以研制芯片为例,不仅要做到自主原创,更要保持和全球化技术生态的融合与兼容。民用芯片只有在国际市场取得一席之地,才能成功。

  第三,要继续加大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投入力度。5年来,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年均增幅超过1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投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2017年国内投入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中芯国际”研发投入为4.27亿美元,而同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发投入提高至130.98亿美元。要改变我国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受制于人的局面,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投入,逐步攀登上高精尖产业技术的制高点,进而由点到面,带动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编辑: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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