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洪：中国之治，是人民之治的制度化实现

　　采访嘉宾：黄建洪，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黄建洪

　　长江网讯（记者鲁珊）社会主义现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中国之治”如何回答14亿中国人的现代化命题？就此，我们采访了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洪。

　　从“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是一道全新的治理考题

　　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中国制度蓝图，立足于怎样的历史阶段、时代特征？

　　黄建洪：当下时代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治理底色上，有几个数据必须关注。

　　其一，中国城镇化率已高达58.58%，这是常住人口数据，户籍人口的比例是43%左右。也就是说，有高达15%、总人数达2亿多的人口，处于一个特殊状况：身体进了城，身份没有进城；劳动人口进了城，劳动保障没有进城；脚下的土地进了城，土地上的人与土地增值收入的关系关联还不够直接。

　　其二，“互联网+政务服务”触网率，全国平均水准基本达到了60%，各个地方有高有低，但平均水准达到这一比例。

　　其三，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中占比60%，这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样三个数据表明，当下的中国，正在由一个“乡村的中国”已逐步转变为一个“城市的中国”，由一个“农业农村的社会”已逐步转变为工业化、服务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型。

　　党的十九大准确捕捉到这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一系列的部署回应了这些变化，并将之概括为“新时代”。新时代有新矛盾，面对新需求，呼唤新思想，就有了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两步走战略，干成十件大事。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是要回应：要干这么多事，怎样通过制度上的完善和成熟，来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和伟大梦想。

　　治理现代化，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

　　记者：在重大的时代转型中，“中国之治”呈现出怎样新的特征？

　　黄建洪：“中国之治”要放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乃至更长历史图景中去认识。不同的历史阶段，国家治理会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过去70年中，我们的发展实际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但是资源有限，所以实行的是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比如，优先保证城市发展，优先保证工业，优先保证重工业。

　　大工业的发展，是标准化、一体化、格式化的，与之相应的治理体系就是以“物本”为特征，以GDP、指标、增长为主要动力，以发展数据论英雄。这在相当长时间内，有很大贡献和历史合理性。但是它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城乡二元区隔，农村农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发展作出贡献，但也造成了城乡发展不均衡，很多人处在“留不下的城市”和“回不去的乡村”的困境中。

　　在走过了粗放的大工业发展阶段后，我们要走向一个精细化、精准化、甚至是精品化的发展。这就要以质量为主、效益为主、成本控制为主，以具有生态环保效益的同步提升，均等的成本分摊和收益的获得为发展取向。归根结底，要转向“人本”的发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过去工业化快于城镇化，现在高达近60%的城镇化率，城镇化又快于人的城市化，这决定了城镇化要以人为本，要把人的融入、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各项公共服务放在首位。城市发展能不能有一个更为合理的融入成本配置，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更加的均等化？均等化、广覆盖、普惠性、法制化，能不能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乡村振兴能不能以人为本，让农业农村成为希望的田野，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让更多人有“进得了的城市，回得去的乡村”？这些，都是需要以“人”为中心的，也是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问题领域。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重塑个人权利系统，提升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人的现代化”，最终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中国之治，根本上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之治、法治之治

　　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中国之治”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提出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国家治理中，人民的主体性如何体现？

　　黄建洪：“中国之治”，从根本上说，就是“人民之治”的制度化实现，就是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之治、法治之治。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一是“人即目的”的价值得到系统化的认可和保障。这一点是基础。也就是说，建设也好，发展也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以“人即目的”的价值得到制度化、法治化、效能化的发展和实现。

　　二是人的自主权利获得释放。人民性的背后，是社会自主性。“人”是治理主体，要防止治理主体对象化、客体化、被动化和符号化。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七位一体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发挥社会自主性，充分激发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性意识，这就是人民性，是把人民之治落到实处。

　　三是人的民生保障得到满足。从国家治理角度说，我国正进入现代化的中后期，也从物质主义转变为后物质主义时期。物质主义是重要指标，污染大、成本高。但后物质主义呢？要好一点，要优质一点。要保护环境，要强调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图谱，从根本上说，遵循了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体现人民性。

　　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十九届四中全会擘画的制度蓝图，就是要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人民之治，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实现既能规避风险，又能带来效率的伟大工程，最终实现我们的伟大目标。

　　【编辑：符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