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烈变迁的乌兰巴托：新的中国街，旧的华人墓
3日至4日，我们走了与清代茶商完全相同的一条路：从二连浩特“径向”乌兰巴托，也就是从当年的伊林驿站“径向”库伦——张库大道的后半程。只不过古时的驿道，已经变成今天的公路。
变化更大的是库伦。这个已改名叫“乌兰巴托”的地方，几经剧烈变动，旧时痕迹全无。在明亮的北方骄阳下，它时尚而酷炫，生动而浓烈。
“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采访团在乌兰巴托共采访了两天。4日还是夏天的感觉，5日仿佛一日入冬，衬衫换成了棉衣。这里阴晴冷暖迥异，一没有太阳，气温便急降。
变化剧烈，路线依旧
姚明辉（1881～1961）编《蒙古志》，这样描述张库大道后半程：“逾阴山涉沙漠，地势洼下。漠中飞尘迷目，积沙没胫，渺茫无垠，满目荒凉，但见童岩秃丘，累累突兀于沙中而已。至于库伦，地势又高，达四千二百尺，山峦重叠，道路狭隘。”
旧时蒙古历史地理学之琐细、精准，刻印着当年史学家、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行万里路的真切坚实。3日、4日，本报“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采访团的旅程经验，与此正相吻合。
这一路，经过了扎门乌德、赛音山达。当年万里茶道上的名地，现在依然是这条路上的名地，因茶路而生，继续在当代成长：扎门乌德是重要的边境口岸，与中国的二连浩特相对；赛音山达是东戈壁省首会，蒙古第四大城市。
路变了，路线却没变。面貌变了，本质却没变。车行于旷野，有一辆火车与我们并行，不远不近，不离不弃。
这是中蒙俄国际铁路上的一列货车。1956年1月4日，中、蒙、苏三国政府联合发表公告，宣布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铁路建成，三国国际铁路联运正式开通。我们见到的，正是这一条铁路。它也循着当年的张库大道，与公路平行，成为今天中、蒙、俄来往最繁忙的一条货运大道。
因茶路兴，因时局变
乌兰巴托建城于1639年，晚于呼和浩特，在经济、文化、宗教地位上，曾从属于呼和浩特。
本来，它就是个寺院。库伦的意思，就是寺院。喀尔喀蒙古第一个活佛哲布尊巴一世，驻锡在这里。
历史名城的造就，也离不开时势的因素，“乌兰巴托是一个因中俄茶叶贸易而兴起的城市，”湖北省社科院“中俄茶叶之路”课题组刘晓航教授说，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廷批准中俄商人在这里互市，库伦因此而勃兴，成为仅次于呼和浩特的蒙古茶叶交易中心。
张库大道也兴盛起来。中国的贩茶者，循着这条路来到草原深处，给蒙俄带来茶叶；同时，蒙俄出产的毛皮等，也循着这条路流向中国内地。据万里茶道研究者描述，库伦城分为西、中、东三个建筑群落。西库伦又叫蒙古街，到处是蒙古包群。东营子是清一色的汉人商号，又称中国街，商号多半经营茶叶。这两处繁华地，中间夹着二里半滩，为俄商聚居地。
4日到5日，“重走中俄万里茶道”采访团调查获悉，史书上描述的这些地理概念，已经完全消失。这三个地方，位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中心，即成吉思汗广场一带，已经被广场周边的现代建筑完全取代。
旅蒙古国华侨协会会长白双占先生提供的历史照片表明，上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库伦旧城被全部苏联化的建筑所置换；上世纪90年代及今，这些苏式景观，又被新一轮的全盘西化的建筑再次置换。
现在，展现在采访团眼前的，是一个充满现代感的、时尚而酷炫的城市。夕阳耀眼如金，广场洁白壮丽，在一幅国际都市的背景上，女性着装袒露长臂长腿长发，男士西装革履或T恤，时尚西化动感，已无传统定义的蒙古族的形象。
随团蒙古语翻译孟和·额尔德尼告诉我们，乌兰巴托会聚了全国一半以上的人口，有150万人。这是各地蒙古青年心向往之的大城市，30岁以下人口占65%，“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
当地知名华侨、旅蒙华侨蒙中友谊学校校长江仙梅女士说，当地已没有华人茶商的踪影，市民也多不知道这座城市与万里茶道的关联。当地人消费的砖茶主要从俄罗斯进口，其他茶叶以英国茶为主流。
另一位随团蒙古翻译胡哲·纳日格哥告诉记者：“蒙古人三餐离不开茶的习惯已经改变，奶和肉的食品结构也已经变化。在乌兰巴托，靠进口食品工业，西餐、蔬菜、米饭，已经上了蒙古人的日常食谱。”
新的中国街，旧的华人墓
中国街已不是当年的中国街，而是上世纪70年代被政府重新安置，迁移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据资料载，民国初年，库伦旅蒙商人达10万之众。“如今这里的华侨，2000多人。拿到蒙古国籍的，有5人。中国人要申请蒙古国籍，需要在这里居住四代，并经过总统批准。”江仙梅女士说。
中国街在当地的名称，叫“一百户”，与茶路研究者熟知的“阳原街”迥异。白双占先生介绍，上世纪80年代，蒙古对华侨政策激变，乌兰巴托的华侨由8000多人，锐减至今天的2000多人。
“一百户”街头，多为卖建材的店面。其后巷陌深深，低矮破旧，集中居住着当地华人。按当地政策规定，一旦在乌兰巴托居住下来，每家可拥有0.7公顷的院落。
记者采访到90岁的当地华侨赵庆喜，张家口怀安县人，1945年被强征运货来到这里，再也没回去。他娶了当地蒙古族女子为妻，一家四代已繁衍30口。
为什么不回去？记者问。
回去需要钱，回不去了。老人答。
老人说，当年乌兰巴托有很多中国商人，很多都是运货过来的。有的卖皮革、百货，经营茶叶的很少。
“清代至民国初年，确实有大批华人在这里经营茶叶，与蒙古人、俄国人做生意。”在白双占先生的指点下，记者在乌兰巴托城区西北的山坡上，找到了当年的华人墓地。
墓碑密密匝匝，大多是民国或清末立的。有一些折断了躺在地上；年代较早的，字迹因风化而难以辨认。稍加探究，其籍贯阳原、怀安、万全、蔚县、阳泉……都与张库大道有关。墓碑下的人，正来自张库大道的另一端。
“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他们葬在这里，一定非常不甘心”。采访团成员吴磊说。
这片山叫“七十层”，从山脚到山顶，全部是墓碑。与它相对的山，山上山下遍布蒙古包。这些中国墓碑有一种奇怪的格式，上面一行最大的字，写着“河北”、“山西”，那是他们在中国的籍贯。他们那么密，仿佛抱团取暖；又站得那么高，仿佛有什么期盼，全面朝正南家乡方向，同时面向着对面这一片生者的世界。我们去时正午，阳光正好在这一刻亮起来，对面的蒙古包，那个生者的所在，闪闪烁烁，泛起一片白色的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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