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贸易传奇家族 从常家兴衰看中俄茶战

    （长江日报　特派记者郑汝可 李皖 发自山西晋中榆次 ）

    8月24日，晋中祁县——晋中榆次。行车1小时50分，行程74公里。

    之前，祁县采访行程35公里。

    目前，总行程1912公里。

    祁县和榆次，是晋商的家乡、大本营。从晋城北上的茶队，一部分到祁县，一部分到榆次。

    我们从祁县到榆次的行程，走榆祁高速直达。

    萌起于17世纪后期的万里茶道，兴盛于18、19世纪，衰落于20世纪中叶，这其中，晋商作为北方茶商的重要一支，是中俄茶叶贸易的主要力量。 

    山西榆次常家，是晋商中第一个去武夷山采办茶叶，并完整经历了万里茶道初萌期、鼎盛期、衰落期的商号。

    8月25日，记者踏访山西晋中榆次常家大院，几百年过去了，这里成为新开发的旅游景点。除了常家庄园的连片房屋和祠堂里的牌位，几乎没别的东西能证明这个家族往日的荣耀和地位。不只常家，一个曾经号称“海内最富”的晋商群体，也早已时过境迁，常家只是其中一个样本。

    晋商走向衰落的主要原因究竟在哪？当天，记者采访了榆次常家研究会会长、常家第18代传人常忠武，常家第16代传人常士宣等，试图从常家的故事里，一窥当年万里茶道的兴衰缘由。

    俄商汉口开厂，打破晋商垄断

    “小时候，在家里常能见到卢布（俄罗斯纸币——记者注），我们也拿着折飞机，后来就没有了。”现年74岁的常士宣说，清嘉庆、道光以来，常家的茶叶生意做得很大，独慎玉等商号开到了俄罗斯东部及西伯利亚各地。

    采访团随队专家刘晓航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中俄之间，“凡两国人民持护照者，俱得过境往来，并许其互市。”在雍正五年（1727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长达124年的时间里，边商贸易的免税，给常家等晋商提供了重要的营商环境。

    “好景不长。”刘晓航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俄国茶商开始拥有优于中国茶商的减免税政策等特权。

    “最重要的是，俄商直接插到了晋商的大后方，抢占了晋商最后一个茶叶基地和市场堡垒——汉口。”刘晓航说，俄国商人来汉口开厂，打破了长期以来晋商的茶叶垄断地位。截至清末，俄商控制了一半以上的中国茶叶出口。

    常忠武说，俄商还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国内茶商难以抗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后，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且更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转为劣势。

    常家试图转型，无奈内外交困

    “辛亥革命前后几十年，晋商几乎全倒了。”刘晓航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地战火纷纷，许多商号破产。常忠武说，此前，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局势动荡，已经给常家抹上阴影。

    “也曾想过变革。”常士宣说，辛亥革命后，常家后人常凤铸因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机械，想在太原开办印刷厂，投身现代工业。“这在当时晋商中是较早的一支。”他介绍，印刷厂终因种种原因，未能成气候。

    “这是一场山西商人的信狗与俄国的电报之间的比赛，驼队和火车的赛跑，东方商人的智慧和俄商的特权之间的较量。”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认为，晋商的衰落是内外交困的共同作用，政府的腐败无能、晋商自身的墨守成规，都是绕不开的因素。

    中俄政治变局，常家数受打击

    一个跨省、跨国的大企业，最经受不了的是国内国际政治的动荡、更迭。常家庄园展馆以史料为据，记录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常家所遭遇的几次重创。

    俄国十月革命后，与常家做生意的俄国富商成了革命对象，逃亡的逃亡，败落的败落，加上俄商到汉口办茶后，为了与俄商竞争，常家以先拿货、后付款方式批出大批茶叶。《山西外贸志》载，清末，俄商赊欠常家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的款项达32万卢布，无法兑付。

    《山西票号史》记载，清末俄国对外商实行重税，华商遭到浩劫。常家大清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大美玉5家商号，在莫斯科累赔折银140万两。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局动荡，也直接重击了常氏家族生意。僧格林沁亲王府，累年借常氏商号银百万两，清朝灭亡，欠款成死账。清末山西巡抚陆仲琦，借常氏商号银30万两，上任伊始，便在辛亥革命中毙命，欠款成死账。

    伪满洲国立，常氏10多个分号损失惨重。

    中俄政局动荡，中国茶叶贸易商号如风雨飘摇。经历过以上几次重击后，常氏茶叶帝国便一蹶不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