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邹谨：去他的高原反应
邹谨在珠峰6000米高度
时间只是下午6点半，邹谨却一度以为到了8点。“在珠峰，晚上八九点的天色和现在一样，正是我们吃晚饭的时间”。
在百步亭小区花园里，他穿着一件印有地大登山队标志的短袖运动上衣。这是昨天队里刚发的。裹在羽绒服里将近2个月的他迫不及待穿上了身。
小区满眼葱绿，坐在其中还有蚊虫叮咬。邹谨却忽然有些不习惯。仿佛还是在海拔5200米矮小的帐篷里，零下十多度的寒风中，边跺脚边打字。
谈话就从这里开始。
邹谨有一个工作帐篷，专门用来写稿。
这其实是用来储物的一个帐篷，登山队暂时用不到的装备就放在这里。相比其他，这里矮小而且漏风，连个挡风的门帘也没有。外面多冷，里面就有多冷。
邹谨看中这里，找了把破椅子放在中间，写稿时就来到这里。
“倒不是说这里有多安静”，他笑着说，主要是写稿子的时候，不会有人在旁边晃来晃去，而且有专门的接线板，不会有人抢。
每次写稿时要装备齐全。除了不能戴手套，和登山无异。“手倒不冷，脚倒是真冷，每次写完稿子，半个脚掌都冻得没有知觉了”。
除去在拉萨呆了几天，2个月里的绝大多数时间，他就在这里。见报的几万字稿件，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看见他的时候，他在报纸上；看不见的时候，就在这个帐篷里。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正是别人的休闲时间。
在登山队，每天吃过晚饭到睡觉前的这一段时间，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队员们在这时都比较轻松，喝点茶，聊聊天。有时兴致上来了喝上一点酒，唱上几曲。
谈起喝酒，邹谨笑着讲起来。酒都是从山下带上来的，一次大家喝了点，感觉还不错，就问：“这是什么酒？”回答：“白酒。”再问：“知道是白酒，什么白酒？”再答：“白酒。”拿过酒瓶一看，上面写着两个字：白酒。
人都会有生理和心理特别疲倦的时候，有时候真的特别不想写。他说，写稿子时，听到旁边传来的热闹的声音，心里特别痒。
成天和队员们呆在一起，邹谨也成了其中一员。
“每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特别熟悉，写什么、怎么写都不是问题”，邹谨说，用上3G卡，电脑上网也很快。唯一就是——没有电最可怕。
在营地只能靠柴油机发电，而且发电时间也严格限制，从晚上8时到11时。
在这种寒冷天气中，笔记本电池放电量也特别大。显示2个小时，只能用到30分钟。开始的时候，他总是厚着脸皮找领队，“差不多该发电了吧”，时间久了，领队也被打动了，专门为他延迟半个小时停电。
白天没有电的时候，他就琢磨，今天要写什么、怎么写。一到发电机运转，马上打开电脑埋头写作。“我有时也会幻想，要是下午2点有电多好，吃过午饭喝上一杯热茶就能开始写稿，简直就是天堂了。”他摇摇头。
时间长了，登山队员都和他开玩笑。“邹记，今天又写什么？”“邹记，什么时候也写写我。”邹谨说，到了白天，队员都会用手机打开《长江日报》，看看报纸上的自己，然后互相调侃一番。给家里人打电话时也会告诉他们，今天报纸上有我们的消息。
一次稿件内容比较多，停电后邹谨还在写。整个营地都暗了下来，静悄悄的。除了风声，就是敲击键盘的声音。
“头上戴着个头灯，整个营地只有这点光亮，忽然有了一点孤独的感觉”，他笑着说，不过这种孤独感很快变成了饥饿感——因为写稿忘记吃饭了。
翻来翻去找到一盒方便面。想加个热又找不到打火机。大家都睡了好久，他也不忍心为了一个打火机叫醒别人，只好找点凉水泡了泡。“唉，那个味道，还不如干吃”。
在机场，邹谨把女儿和妻子拥在怀里 记者彭年 摄
40岁的邹谨，体型微胖。据本人说，已经10年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锻炼。
初到登山队被询问，是否有登山经历。其回答，有。庐山、黄山……遂被打断。“这是旅游，不是登山”。
于是，老老实实回答，第一次来西藏，第一次进高原，第一次爬雪山。
起初，他最担心的就是高原反应。身体扛不住，什么都是白搭。进藏之前，他在家里偷偷吃了点药，据说可以预防高反，效果未知。
到了拉萨，头疼、气短马上开始出现。和许多旅游者一样，他选择了躺下静养。
躺在床上，他还在预想最糟糕结果：身体扛不住，然后躺几天被送回武汉。越想越生气，去他的高原反应。我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被送回去。
他强忍着难受，起身开始跟登山队一起适应。“别人跑圈，我也跟着跑，跑不动我就慢走”。
两天过去了，他的身体慢慢适应起来。和队员一起尝试登山，虽然每次都是最后。
登山队慢慢开始接纳这个外行人。后来，还有队员跟他开玩笑，你就是我们的动力，我们怎么能落在一个外行人后面。
在定日，他第一次看到了珠穆朗玛的全貌。“四五座雪山，就那样依次排列，千百年就那样立在那里。”他说，那种震撼，真的想不出用什么词来形容。
犹豫了半天，他还是选择了旅游杂志上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山，就在那里。
在登山队里，邹谨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因为他要写稿子，每天都有事情可做。
在大本营里，每个人并没有很多事情。很多队员吃过早饭后，要么喝点热茶，要么聊聊天，剩下的就是等待。等待太阳下山，等待新一天开始。
他每天白天观察、采访，晚上写稿，反倒成了幸福。
在大本营一呆就是四五十天，每天面对的就是营地里大大小小的石头。雪山永远是那样不会变化，就连天气，每天都是一个模式：上午晴好，下午刮风。为了消磨时间，有的队员会选择打扑克，或者几个人一起比赛堆石头——看谁垒得更高。
邹谨可以选择下到山脚下的宾馆。至少那里有水，不会一周才能抹把脸刷一次牙。他觉得，如果这样做，队员们就“不把自己当一路人，不能同甘共苦”。他说他是记者，他选择近一点，更近一点。
他和队友一起，登上了6000米高度。那次险象环生，脚下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风吹过，头顶上的石头摇摇欲坠。但他们互相鼓励还是走了下来。
后来，他跟队友说，我不是登山者，5200也好，6000也好。高度对我没有意义。登山队里每个人都有职责，我只想做好自己的那一份。
他们早已不把他当成一名记者，而是队里的一员。
他总是心怀感激。感激登山队给了他人生如此不平常的60天。
他也心怀遗憾。每天没有太多时间来描绘队员们的快乐。“真的，特别遗憾”，直到回到武汉，他还在遗憾。
飞机降落武汉。在机场他看到了女儿和妻子，已经60多天没有见面了。这个40岁的汉子眼泪下来了。“根本不想这样，也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还被队员们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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