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这是一个光明的前途。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集团则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在中国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这是一个使中国继续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的前途。为了争取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一个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决战的新时期——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从1945年9月起，国民党军置多个停战协议于不顾，不断向中原解放区发动进攻。至1946年4月，中原地区形势已异常危急。5月5日，周恩来为谋求和平来到阔别八年的武汉，与国民党代表徐永昌，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三人小组，前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调处两军冲突。5月9日三人小组回到汉口，又就停止中原内战问题举行了一轮艰苦的谈判。10日下午3时，三人小组在汉口杨森花园（今惠济路39号）正式签署了《汉口协议》，力求避免和制止中原内战爆发。《汉口协定》为中原部队突围争取了时间。

　　《汉口协定》墨迹未干，6月26日，国民党22万大军开始围攻中原解放区，把没过上一年和平日子的中国人民又推入内战的血海之中。

　　中原局机关和中原军区主力开始了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武汉郊县各解放区党员干部大都随主力部队转移，市郊及外围解放区基本丧失。

　　此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了向武汉派遣力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这一工作是从1945年10月开始的。鉴于在长达七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党在武汉的领导机关一直没有牢固地建立起来，董必武当时曾对派往武汉工作的同志这样说过：目前武汉是块沙漠，党还没有深深扎下根。你们返回武汉的人就是“垦荒”队员，去开垦这块沙漠，把根深深地扎下去。到1946年4月止，南方局先后派遣4批干部和党员到武汉工作。1947年底到1949年春，中共中央上海局、南京局又从四川、南京、上海、香港、北京、天津等地向武汉派遣了一批党员骨干。

　　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城工部、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以及环布于武汉周边的几个解放区（江汉解放区，鄂豫解放区等）的各级党委城工部也根据党中央加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指示精神，向武汉派遣力量。1947年夏秋中共中央中原局城工部重组后，统一领导了武汉周围各解放区对城市的派遣工作，从而形成了解放战争后期武汉地下斗争的又一支重要力量。这些派到武汉的党员正确执行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努力“勤学、勤业、勤交友”，十分注意“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他们分别在铁路、邮电、水电、纺织、军工、学校、工商、金融、政府机关、军、警、法院、税务等部门找到了合法的社会职业，站稳了脚跟，为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武汉城市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里，人民解放军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伟大的人民运动发展起来了。特别是1946年12月爆发的北平学生运动及其向全国各大城市的发展，标志着党领导的配合武装斗争的反抗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武汉党组织根据全国形势和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发动群众，不断掀起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其中以1947年声援武大“六一”惨案和武汉被服厂“一一。七”血案的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1947年，南京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爱国学生及市民的“五二O”惨案。武汉各校师生闻讯后群情激愤，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及声援南京人民的游行示威，并冲击了阻碍学生爱国行动的湖北省政府。5月底，华北学联发出于6月2日举行全国性总罢课和游行示威活动的号召，国民党最高当局对此严加防范，竟密令各地从6月1日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大逮捕。

　　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警备司令部所属的宪兵、警察、特务们分乘8辆汽车冲进武汉大学，包围了各处师生宿舍，拿出黑名单四处搜捕，将十几名学生和教师捆绑着押上了卡车。黎明时分，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愤怒，纷纷冲出宿舍，围住汽车解救自己的学友与师长。双方冲突中，国民党军竟动用了手枪、步枪、机关枪对付手无寸铁的师生。倾刻间，珞珈山麓硝烟弥漫，学士路上弹雨横飞，陈如丰、黄鸣岗、王杰德三名学生当场中弹身亡，另有多名学生受伤。

　　武大“六一”惨案发生后，武汉地下党负责人当天赶到学校了解情况，提出了对敌斗争的6条意见。武大党组织的核心小组成员与武大各进步社团及教师代表迅速组成了“武汉大学‘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向当局提出惩办凶手、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抚恤死者家属等要求。武汉大学的师生们还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把“六一”惨案的真相公诸于世，中外舆论一片哗然。武汉行辕被迫接受了武大师生的正义要求。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因此而被蒋介石“撤职查办”。

　　1947年7月到9月，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重大转折。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已由内线转向外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已由解放区扩展到国统区，武汉更是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慑之下。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同时为了更广泛深入地开展第二条战线的斗争，1947年10月下旬，由曾惇任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由刘实任书记的中共武汉市工作委员会同时成立。省工委主要负责武汉市和湖北省境内长江两岸城市党的工作，市工委主要负责武汉市区范围党的工作。

　　全国学生运动促进了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反内战、反压迫、要吃饭、要活命”是这一时期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武汉工人最强烈的呼声。罢工、怠工斗争像燎原烈火一样蔓延武汉三镇，武汉人民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是怨声载道，忍无可忍。据国民党汉口市政府统计，1947年全年共发生工潮219起，几乎波及到所有的行业和工厂，参加斗争的工人多达18.37万人次。国民党当局为此抛出一个个杀气腾腾的制裁禁令。1947年11月7日，当不满压榨虐待的国民政府军政部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武汉被服厂工人结队前往武汉行辕请愿时，厂方竟派厂警沿途追杀工人，当场打死工人丁海泉、蔡绍倪，打伤工人3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一。七”血案。

　　中共武汉市工委负责人迅速与该厂的工运积极分子取得联系，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并发动全市工人和各界人士展开声援活动。11月16日，在国民党当局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全部条件后，武汉党组织指导武汉被服厂工人按地方习俗为死难工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摇独龙送葬”活动。工人们抬着棺木，举着花圈、挽联和烈士的血衣、血照，浩浩荡荡从硚口出发，沿中山大道缓缓行进，穿越汉口市区一直走到江岸火车站。沿途观者如云，人山人海。这种特别的出殡仪式，实质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武汉工人在处理“一一。七”血案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1948年7月，中共上海局作出决定，撤销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武汉市委，曾惇任书记。至解放前夕，党在武汉的各条战线和一些重要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建立了党组织或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市委所属党员达460余人。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根据南线战局的整个形势和蒋桂的矛盾，采取正确的军事战略，令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12兵团先行南下，夺取信阳、花园、孝感后，逼近武汉，休整待命。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开始突破长江天险；当获悉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已作退守湖南、经营广西之打算后，遂决定对武汉继续施加军事压力，力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完整地接管武汉。包围武汉的部队有意网开一面，让白南撤。

　　在迎接解放的前夜，武汉党组织和武汉周围各级党委城工部在汉所属力量利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默契配合，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发挥党的政策的威力，对在汉国民党党政军的一些头目，特别是对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武昌市政府及省、市警察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策反工作，促其转向人民；并动员武汉工商、科技、文教、金融等各界知名人士留汉迎接解放。一批留汉的知名人士和技术人员，在武汉解放后恢复生产，建设城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开展调查研究，迅速掌握了武汉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资料和情报，并将这些宝贵资料秘密送往解放区，编入《城市军管手册》、《武汉调查》。这些汇编成册的资料后来都发给了南下大军，对顺利完成武汉城市接管起了很大作用。三、动员各界力量，成立各种名义的“应变”团体，反搬迁，反破坏，护厂护校，基本上阻止了白崇禧南逃时的破坏计划，较好地保护了城市，维护了“真空时期”的社会治安。

　　1949年5月上旬，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与江汉军区部队配合，开始扫清国民党军队设置在武汉外围的各个据点，从东、北、西三方面向武汉国民党守军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白崇禧眼看败局已定，遂决定放弃武汉。至5月15日，解放武汉的各路劲旅已拔掉武汉外围敌人的所有据点。其中第四十军一五三师西进葛店直指武昌。同一天，受中共政策的长期影响及中原局城工人员的有效策反，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2万余人在金口起义，加速了解放武汉的进程。在江北，位于汉口正面的第四十军一一八师攻占了汉口郊外的标子湾、刘家庙一线，并向滠口方向推进。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此时也占领了蔡甸。至此，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离武汉市区都只有一步之遥。这天下午4时，白崇禧乘机仓惶南逃。当晚，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第五十八军军长鲁道源率部向南逃窜。

　　江城武汉，进入短暂的“真空”时期。中共武汉市委和党的各级城工部所属人员纷纷行动起来，张贴通告，维持治安，赶印“武汉解放”的号外，投入迎接武汉解放的战斗。

　　5月16日上午，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分别派出工人、学生、商民代表前往市郊岱家山迎接解放军。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在师长邓岳、政委李伯秋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汉口市区。武汉人民倾城出动，迎接亲人解放军。在目睹了武汉近百年历史的江汉关钟楼上，由地下党员刘虹等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的红旗，高高飘扬。

　　5月17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在司令员李人林的率领下从蔡甸进入汉阳县城。同日下午，第四十军一五三师从葛店进入武昌市区。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武汉党组织带领人民群众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反动统治所进行的英勇机智的斗争，富有成效地配合与策应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终于使武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手中。武汉人民从此与黑暗屈辱的历史彻底告别，张开双臂迎接和拥抱新生活的太阳。

　　从党的创建到人民共和国成立，武汉由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深厚的革命基础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承载过前所未有的负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30年艰难曲折，奋勇前行；30年波澜壮阔，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武汉和整个中华大地上30年浴血奋斗所创造的伟大业绩和所体现的崇高革命精神，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党的队伍集中了经过顽强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具有并始终保持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因而才能在各种政治力量的长期斗争和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

　　新中国成立后，武汉地区的广大党员在各条战线上与全市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保证了国家“一五”计划确定的“武”字头重点企业的建成和“二五”工业计划规定的主要任务的完成；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由于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抗争，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武汉市党组织在艰苦的探索中解放思想，站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创下“全国第一”的重大改革举措；特别是近几年来，新一届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主攻工业，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思路，坚持“四个优先”和提升“四力”的工作方针，团结拼搏，开拓进取，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武汉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出了新的步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们武汉市的全体党员干部就一定要自觉学习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遵循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胸怀全局、心系群众，与进俱进，勇于创新，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前进，为武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而努力奋斗，为鲜红的党旗、为武汉光荣的历史增添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