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共武汉地方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武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武汉人民为挣脱沉重枷锁、追求光明前途进行过多次反抗和斗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一声惊雷，引发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巨澜，各省纷纷响应。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使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就此结束，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武汉作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其历史功绩彪炳千秋。

　　但辛亥革命以同旧的反动势力的妥协而告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没有受到削弱，封建势力依然在中国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面对依然生活在贫穷、落后、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的劳苦大众，中国的先进分子逐渐觉悟到必须另外探寻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一场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给国人以文化的觉醒和思想的启蒙。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沉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光明前景，给中国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一代人杰蔚起，中华群星璀灿。武汉地区以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等为代表的一支为数不多，但锐气方新的知识分子群，健步历史进步的潮头，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恽代英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武昌，是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和主将。以他为首的一部分革命青年同时也是武汉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在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席卷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中，武汉地区以学生为先锋，教育界、新闻出版界、商界、劳动界等均行动起来，形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群众运动。湖北督军王占元镇压爱国学生，酿成六一、六三惨案。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第一页上，留下了武汉青年殷红的血。

　　董必武，湖北红安人，1886年生，是湖北地区参加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革命者之一。青年时代即满怀爱国热情立志救国救民。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他连夜从家乡黄安赶到武汉，投身革命。伟大的五四运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恽代英、董必武等武汉的先进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后通过不断实践、认真学习和反复思考，初步完成了从空想社会主义者或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变。1920年前后，恽代英翻译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考茨基阐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本重要著作《阶级争斗》；李汉俊翻译了用通俗的语言和方法介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剩余价值论的小册子《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先后在国内印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很大贡献。

　　武汉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讨。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积极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注意同工人群众结合。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一个特点和优点。1920年2月至9月，《少年世界》、《新青年》等杂志先后发表了《武汉工厂调查》、《武汉工厂纪略》、《汉口苦力状况》、《武昌织布、纺纱、铜币、银币、麻布五局工人状况》等调查报告，武汉地区先进的知识分子撰写的这些调查报告，反映了工人的痛苦，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认识工人阶级了解国情，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同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随着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出现，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20年初，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李大钊与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不久，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成员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后又亲自到武汉面见董必武，商议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刘到汉后，分别与董必武等商议此事，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1920年8月，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郑凯卿、包惠僧、赵子健等七人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张国恩的寓所里召开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会议学习了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党纲草案，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研究了党组织的工作安排。会议决定租用多公祠5号作为党组织的机关，门前挂起“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掩护党的秘密活动。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是武汉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从此，武汉党组织和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英勇斗争和艰难探索。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首先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由参加者轮流作读书报告。同时，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等学校为基地，教育和培养进步青年学生，先后在武昌、汉口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党员大多兼有团籍。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力量，武汉的青年团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六个地方组织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的一块重要基石。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前往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其他地区的代表一起，共同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使命。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党的一大以后，武汉党组织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并租用武昌黄土坡下街27号作为地委机关。按照党的一大“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的决议，武汉党组织于1921年10月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包惠僧、林育南先后任主任，工作重点是发动和组织湖北各地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他们深入工人群众领导开展经济斗争，并在斗争中建立起一些基层工会或工人俱乐部，开创了工人运动的新局面。

　　1921年冬，家住武昌粮道街的青年工人项英，在接受了《劳动周刊》等革命刊物思想启发后，寻访到武昌黄土坡，向武汉党组织负责人倾吐了自己的抱负，从此投身革命，逐步成长为我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22年1月，项英负责筹备的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同年7月，在武汉地区已成立28个工会（或俱乐部）的基础上，当时全国的第一个地方总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10月更名为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应运而生。1922年12月，武汉又诞生了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汉治萍总工会。从1922年到1923年，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汉口扬子机器厂、既济水电厂、汉口英美烟厂、武昌徐家棚铁路工厂相继罢工。马克思主义一经与武汉工人运动相结合，便使龟蛇两岸的罢工潮波澜迭起、澎湃一时。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们的罢工斗争逐渐从增加薪金、减少工时的经济斗争转为争人权、争自由、反压迫的政治斗争，从一个工厂、一个行业的单独行动发展到许多工厂、行业相互呼应的联合行动，苦力的崛起成为这一时期武汉革命运动最重要的特征。当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全国工运的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曾写道：“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1923年2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京汉铁路16个分工会及各路代表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力破坏和阻挠。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迁至汉口江岸（今天的解放大道1057号）秘密办公，并决定举行“争人权”、“争自由”的全路大罢工。2月4日上午9时，工人黄再兴拉响了罢工的汽笛，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在3个小时内实现了总同盟罢工，使长达10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变成了僵卧的死蛇。2月7日下午，湖北督军肖耀南急派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对工人实施镇压，两营全副武装的士兵分三路包围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一时间，弹如雨下，血肉横飞，工人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2人当场牺牲。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等60余人被捕。

　　张厚生指挥军警将林祥谦等人绑在江岸车站电线杆上，刽子手向他连砍数刀，威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浑身鲜血淋漓，仍坚贞不屈，大呼道：“上工是要总工会下命令的，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年仅31岁的林祥谦义无反顾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晚，著名劳工律师、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也在他花楼街的住所被捕。2月15日，正值合家团聚的农历除夕，早晨7时，敌人就将施洋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在刑场上，烈士铁骨铮铮，中弹后仍昂首高呼“劳工万岁”。律师把自己的最后一滴血，献给了劳苦大众。

　　在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血腥镇压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1919年5月至1923年6月，在党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在这一时期，武汉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通过不断实践和慎重思考，选择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在荆楚大地上坚定地举起了这面旗帜。他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更多的有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入党，壮大党的力量；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引导工人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为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进行罢工斗争。在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中，武汉和京汉铁路沿线其它各地的工人阶级，以自己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影响。罢工斗争失败后，武汉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带着在斗争实践中获得的宝贵经验教训，又勇敢地投身于第一次大革命的滚滚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