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中国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
审查“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备受国内外关注。从1953年开始，我国已编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计划）。“五年规划”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种独特制度，体现了我国发展目标的明确性、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就此话题，长江日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
五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强大的战略能力
长江日报：我国为什么特别看重中长期规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鄢一龙：五年规划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是解读中国之治密码的重要钥匙。
从治理体系上看，编制规划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它涉及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编制规划能促进更好地协调党政关系、中央与部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届政府与下一届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
从治理能力上看，五年规划体现了我国强大的战略能力，包括战略谋划能力、战略引领能力、战略实施能力、战略竞争能力与战略调整能力。
从治理绩效来看，通过实施五年规划能够五年一个台阶地推动国家前进，历次五年规划目标的实现情况就是中国国家目标实现能力的最好衡量。同时，规划还表现出很高的适应性效率，规划制定与规划实施都能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地作出适应性调整。
通过实现目标把国家推向前进，是中国重要的制度优势
长江日报：为什么说五年规划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鄢一龙：能够通过实现目标一步步把国家推向前进，是中国重要的制度优势。有目标就要实现，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其实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比如美国政府每年国情咨文会提出很多目标，如修建高铁、削减财政赤字、提升清洁能源比例等，基本上都没有能实现。2000年欧盟制定了新世纪头十年的里斯本战略，从事后评估来看，该战略中提出的三大目标：年均经济增长3%、研发投入资金占GDP比例提高3%、平均就业率提高70%，无一达标。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说过，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标只是传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中国是一个言必行的国家，一旦制定了目标，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而国家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有效的政府，也取决于市场、社会的有效性，需要在国家、社会、市场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这一点中国无疑是卓越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实事求是作风是首要前提
长江日报：中国为什么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
鄢一龙：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整个国家层面形成了目标治理体制。目标治理体制是指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引导资源配置，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动目标实现的国家治理方式。中国目标治理体制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长期探索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安排，比如目标匹配、目标责任制、综合激励机制、项目制、目标调适机制等。五年规划的目标一旦通过，就转化为国家意志，能够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
中国能够在一个非常长远的战略框架中思考与行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上是一个百年大战略，在百年时间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以贯之的，“十四五”规划是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规划。能够规划长远目标，并根据实施情况对目标进行自觉调适，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我想起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的一个评价，他说当中国在为下一代人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只是在为下一次选举进行规划。
中国的目标治理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与实事求是的作风，其次是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
规划战略引领，让中国发展更具长远性、前瞻性、全面性
长江日报：如何理解国家发展规划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
鄢一龙：五年规划实施过程也是战略理念引领发展过程。例如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深刻引领了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五年规划战略引领优势，弥补了市场的短视性，使得中国的发展更具有长远性、前瞻性、全面性。
五年规划周期跟政府换届不同步，政府换届都是在五年规划的中期完成，这促进了政策的延续，使得政府换届但却不换政策。例如，我们对于各省的“十二五”规划后评估结果表明，领导的更替对于“十二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并未造成影响。
五年规划作为“超级政策”具有政策整合功能。五年规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五年规划并不制定具体政策，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策“篮子”，对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政策方向都作出规划和指导，推动了不同部门间的分工与协作，使得各部门、各领域的政策相互补充。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编辑：付豪】
五年规划体现了中国强大的战略能力
长江日报：我国为什么特别看重中长期规划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鄢一龙：五年规划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是解读中国之治密码的重要钥匙。
从治理体系上看，编制规划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它涉及到国家治理体系的方方面面，编制规划能促进更好地协调党政关系、中央与部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届政府与下一届政府、政府与市场关系。
从治理能力上看，五年规划体现了我国强大的战略能力，包括战略谋划能力、战略引领能力、战略实施能力、战略竞争能力与战略调整能力。
从治理绩效来看，通过实施五年规划能够五年一个台阶地推动国家前进，历次五年规划目标的实现情况就是中国国家目标实现能力的最好衡量。同时，规划还表现出很高的适应性效率，规划制定与规划实施都能够随着时代变化不断地作出适应性调整。
通过实现目标把国家推向前进，是中国重要的制度优势
长江日报：为什么说五年规划是中国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
鄢一龙：能够通过实现目标一步步把国家推向前进，是中国重要的制度优势。有目标就要实现，在我们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其实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如此。
比如美国政府每年国情咨文会提出很多目标，如修建高铁、削减财政赤字、提升清洁能源比例等，基本上都没有能实现。2000年欧盟制定了新世纪头十年的里斯本战略，从事后评估来看，该战略中提出的三大目标：年均经济增长3%、研发投入资金占GDP比例提高3%、平均就业率提高70%，无一达标。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就说过，在西方的政治文化中，提出目标只是传达一种大体上的愿望而已。中国是一个言必行的国家，一旦制定了目标，就会信守承诺，直至最后完成目标。而国家目标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有效的政府，也取决于市场、社会的有效性，需要在国家、社会、市场不同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这一点中国无疑是卓越的。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实事求是作风是首要前提
长江日报：中国为什么具有强大的国家目标实现能力？
鄢一龙：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整个国家层面形成了目标治理体制。目标治理体制是指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引导资源配置，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共同推动目标实现的国家治理方式。中国目标治理体制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长期探索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机制安排，比如目标匹配、目标责任制、综合激励机制、项目制、目标调适机制等。五年规划的目标一旦通过，就转化为国家意志，能够集中各方资源、动员各方力量，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合力，推动国家目标的实现。
中国能够在一个非常长远的战略框架中思考与行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际上是一个百年大战略，在百年时间里追求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以贯之的，“十四五”规划是我们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开局规划。能够规划长远目标，并根据实施情况对目标进行自觉调适，是我们的优势之所在。我想起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恩格尔的一个评价，他说当中国在为下一代人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只是在为下一次选举进行规划。
中国的目标治理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前提，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与实事求是的作风，其次是民主集中制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
规划战略引领，让中国发展更具长远性、前瞻性、全面性
长江日报：如何理解国家发展规划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
鄢一龙：五年规划实施过程也是战略理念引领发展过程。例如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就深刻引领了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五年规划战略引领优势，弥补了市场的短视性，使得中国的发展更具有长远性、前瞻性、全面性。
五年规划周期跟政府换届不同步，政府换届都是在五年规划的中期完成，这促进了政策的延续，使得政府换届但却不换政策。例如，我们对于各省的“十二五”规划后评估结果表明，领导的更替对于“十二五”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并未造成影响。
五年规划作为“超级政策”具有政策整合功能。五年规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五年规划并不制定具体政策，而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政策“篮子”，对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政策方向都作出规划和指导，推动了不同部门间的分工与协作，使得各部门、各领域的政策相互补充。
（长江日报记者周劼）
【编辑：付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