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中国之治蕴含中国之“智”

2019-12-11 02:11 来源: 长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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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网12月10日讯(记者周劼 占思柳)“中国之治”蕴含着中国智慧,以西方现有的知识、理论无法解读。如何廓清“中国之谜”,读懂中国之治的中国之“智”?长江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西方将自己不能解释的增长现象,称作“中国之谜”

  记者:对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西方学界有一个提法叫“中国之谜”。这个提法的背景是什么?

  张军:“中国之谜”说白了其实就是西方的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他们观察到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了持久的高速增长,开始觉得困惑。因为他们的知识背景、他们受到的训练、他们所理解的经济增长,通常是需要一些条件的,这些条件比较典型的,如西方国家的那种民主体制、代议制、政府、一人一票的选举等;第二,他们觉得应该是私有制占主导的经济体制,国有企业不是那么重要;第三,他们通常会认为一个经济增长的现象要能发生,这个国家的法制法律也要比较独立,整个司法系统要独立于政府,要独立于政党;再加上有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金融体系。

  如果完全不了解中国的情形,通常都会有一种好奇: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从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经济增长速度也非常快,而且不是昙花一现,经历了第一个十年,第二个十年,第三个十年,一路下来。所以我觉得所谓“中国之谜”,就是以西方现有的知识、理论来认识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现象,是比较困难的,也是让人深感困惑的。

  “中国之治”的成功,源自无数的基层首创首试

  记者:您在《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一书中特别提到,中国的经济改革常常是先有了经验,再有了思想的火花,再形成政策,再上升为理论,再受到世界的关注。这样的路径是不是跟国外的经验有很大差异?它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新认知?

  张军:我们知道,上世纪70年代,一些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在发展经济上,都需要经济学家或者国际组织来给他们提供一些政策建议,怎样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怎样保持持久的增长。那个时候,像世界银行组织了大批的经济学家来参与这些方面的研究,也希望给出一些实用的政策建议,指导他们应该怎么做。

  但这些建议其实往往是基于我开头讲的,所谓一个经济增长现象所发生“必备”的条件,所以他们给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议,都很难落地,比如你要司法独立,你要私有制为主等,这些东西在很多国家都不具备。不具备的情况下,要么这些东西不能落地,要么这些国家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大手术,而手术能不能成功,没人知道。

  中国呢,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回过头来看,其实就是走了一条最实用的道路,就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农民在集体化的农业制度之下,吃不饱肚子、积极性不够、粮食产量达不到所需要的水平,这种情况下解决不了温饱问题,那么农民一定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他们一定想到把土地分到家才有信心,像安徽、四川这些地方的农民便静悄悄地做了这些。这个不是政府指导的,也不是我们一个理论指导他们应该怎么做,其实就是处于最本能的生存需要。

  中国的改革没有什么国际组织参与进来,其实是最基层的,无论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工人还是村子里面的农民,希望改变自己的境况。中国成功的地方,不仅是他们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得到了各级政府的认可,最后上升到国家层面,变成可以向其他地方推广的经验。尊重基层的选择,愿意看看接下来会怎么样,愿意给予时间去看新事物的出现,不急于下结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来试错。

  做好顶层设计,用制度固化成功的改革经验

  记者:从经济学来说,社会经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和“顶层设计”必须结合在一起。自下,要有改革的需求和创造性。自上,要有强力的引导。这样的改革是不是社会成本最低和最行之有效的?

  张军:为什么需要在一定的阶段,将积累的局部改革的经验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加以推广?因为完全自发,首先保证不了宏观上的稳定,这个时候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上维持整个转型期的经济平稳。此外,很多局部的经验还需要得到政府层面的认可,也就是说把地方自发的局部的改变,给它合法化,合法化可以降低经验推广的成本。

  像小岗村这种做法刚开始在部分省市发生,这个时候如果中央能够对发生在局部的这些做法给予一个认可,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来鼓励大家去做,那便真的是星星之火,迅速地传遍整个国家。

  应该讲这是中国改革的经验。比较理论的说法,就是每一个局部的经济主体都面临很多约束的条件,因此除了顶层设计,也要充分考虑局部约束条件,让面临约束条件的局部自己去做一些改变,这个成本比较小,逻辑上也是通的。然后对好的做法加以认可,其他地方也都会根据自身的条件去寻找一些突破,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成功的一个秘诀。

  中国人不教条,心态开放

  记者:从改革经验看中国之治,您认为有没有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地方?

  张军:研究40年改革的过程,其中的必然性,通俗地讲,就是中国人有智慧。这有好几层意思:

  第一,中国人不教条,很多理论上的东西到底行不行,我们并不是先验地接受,而是要拿到中国来试一下。很多理论上说得很好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就会走样,原因是水土不服。很多来自于国际上的经验,可能我们觉得是对的,但是在中国得充分考虑我们自身的现实条件,所以我们很多做法,很多经济学家或者学者们觉得很本土,但是很管用。

  另外一个,我们的智慧是比较开放的心态。中国是在国际上很少见的、真正的开放,整个国民的心态都比较开放。虽然我们也希望在某些领域对自己有些保护,但总体上我们在引进外资、加入世贸等方面,我们都愿意承担相应的代价。包括农民愿意承担加入世贸后对农业造成的冲击,他们自己想办法来对冲这些冲击,他们自己想办法来寻找新的出路。

  有一个开放的国民心态,很多政策的社会阻力就比较小。有很多政策在印度就没办法做,中国可以很容易地做;中国很容易地做,日本和韩国也做不了,原因就是我们国民开放的心态。

  记者:从经济领域来看,您觉得用一个词来解释中国之治是什么?

  张军:我觉得中国之治就是在中国整个经济、社会的转型过程当中,始终要保持中国智慧,治理的“治”和智慧的“智”两个是等价的,之所以有中国之治,就是因为我们在整个治理过程当中充分体现、充分保持中国的智慧。我们今天之所以提出中国之治,是因为我们在所有的改革过程当中,无论是经济的社会的,我们可以用中国智慧应对挑战,而不是教条地照搬人家的东西,如果处处都照搬人家东西,第一我们不能成功,第二何谈中国之治。

  【编辑:杨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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