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向全球人才展开怀抱
代表学校出席湖北省重大科技成果推介会，推介10个重大项目及其衍生的66个国际项目；一年之内三次造访无锡，希望在锡设立一个由他所创设的国际创新中心的分支机构……2018年，汉口学院副校长兼国际创新中心主任皮特·萨赫逊的“外事活动”很频繁，这位德国德国国家科学院与工程学院院士已然成为这所武汉高校的“金字招牌”，足够值回后者开出的百万年薪。
萨赫逊今天在武汉的“自由度”和发挥空间，是他的德国前辈威尔纳•格里希当年无法想象的。
将时钟回拨到1983年。那一年的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智力以利四化建设的决定》下发。“引进人才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包括官方的、半官方的、民间的，以及各种国际组织的……可以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我国科学家、专家、留学生、出国访问学者，去联系和物色在国外的华侨华裔老师、同行、学生和各种亲朋故旧，从中推荐适当的人选，然后由有关部门和单位正式聘请。”现在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一份来自中央的决定，会把引进国外人才的方法说得如此细致。这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初期求贤若渴所致，另一方面也是实际操作困难重重使然。
格里希受聘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已经是15个月之后的事情，但仍然创造了“第一”——他成为中国国企第一位“洋厂长”，海外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和改革进程中“一件令人吃惊的新闻和成功的典范”。
格里希厂长在武汉柴油机厂加工车间检查零部件质量 新华社资料图
2010年，德国波恩，格里希的儿子（左）代父亲领取“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最有影响外国专家奖”奖章（图片来源于网络）
事实上，格里希来汉时的身份，是联邦德国退休专家组织（SES）派往武汉的第一批3个外国专家之一，此行目的是到武汉柴油机厂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并义务担任技术顾问。若非当时的武汉市领导敢为人先、力排众议，后面两年里“洋厂长”的精彩故事就不会发生了。
不过，龙头一旦拧开，水滴终将汇成细流。到上世纪90年代，我市很多行业都活跃着“洋专家”的身影，却不再是“令人吃惊的新闻”。
1996年1月，《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颁布施行。以“就业”的名义进行管理，本身就反映了对国外人才引进的常态化，但步子一时之间并没有迈得很大。例如，《规定》中有这么一条：“在中国就业的外国人应持职业签证入境，入境后取得《外国人就业证》和外国人居留证件，方可在中国境内就业。 未取得居留证件的外国人、在中国留学、实习的外国人及持职业签证外国人的随行家属不得在中国就业。”
彼时来汉工作的外国人及其家属，想必会非常羡慕20年后的“后来人”。
2016年7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推出“四类外籍人才可获签长期居留许可”等五项出入境优惠政策，进一步为引进外国人才打开绿色通道。当天，来自比利时的弗朗西斯成为第一位办理永久居留证的外籍友人。
来自美国的梅林夫妇辞职来汉创业，梅林先生先后办起了国际学校和居家养老机构，全科医生出身的妻子梅雪原本在家带孩子，后来干脆与协和医院合作，在协和西院开办了全省首个国际门诊，专为外籍人士服务。
武汉市外国专家局提供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4月1日完成“外国人入境就业许可”和“外国专家来华工作许可”的整合工作以来，该局共发放人才工作许可证1089件，其中A类（“洋专家”）411件，占比40%，B、C类（“洋雇员”）678件，占比60%。
该局孙璠副处长介绍，我市的“洋雇员”来自六大洲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从事企业职员、技术人员、教师和厨师等相关工作。
以华工科技为例，公司现有外籍员工40余人，主要负责国际业务及技术创新工作。他们帮助公司完成在亚太、拉美、南美、北美、中东、俄罗斯等销售型大区的布局，去年实现国际业务收入增长近七成。
不论来自何方，来了就是武汉人。为了让这些“新武汉人”融入新家，热情好客的武汉人想尽了办法。
位于武汉开发区的金色港湾社区居住着300多位外籍人士，是我市外籍居民最多的国际社区。社区成立了国际友人之家，工作人员个个精通英语，提供24小时物业服务。公安部门还在此设立了武汉首个涉外社区警务室。一次，工作人员家访，美国全职太太露西提到，13岁的儿子看到小区一位中国奶奶打太极拳，很想学。工作人员迅速联系上太极爱好者余奶奶，后者高兴地收下了美国小徒弟。
在采访中，多位外籍人士对长江日报记者表示，在武汉过得很开心。神龙公司采购部副部长、法国人费思麦一家五口住在沌口东风阳光城，和武汉邻居们相处愉快。为了方便交流，他和妻子还特意请了家教给他们上中文课。
从格里希时代的政府特批、“过客匆匆”，到梅林、费思麦时代的自由流动、安居乐业，国外人才与这座城市“互动”模式的变迁，见证了大武汉不断展开的怀抱。大武汉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升，反过来又为国外人才提供了更多选择，更为城市的未来预设了无限可能。
记者文涛 张智 邓志鹏 胡静娴 通讯员刘展 李慧 蔡娅梅 朱晶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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