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匏安华南地区最早传播马列主义 牺牲后四个儿子都走上革命道路

1925年杨匏安（右一）与陈延年（右二）等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胡冬冬 翻拍

　　长江网讯（长江日报特派记者 欧阳春艳）作为我国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杨匏安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汉召开，杨匏安当选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1931年，年仅35岁的杨匏安在上海被国民党杀害。他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他“为官清廉，一丝不苟，堪称楷模”的品德来教育大家。

　　2017年6月9日，长江日报记者前往珠海专访了杨匏安的儿子杨文伟。

　　300多大洋薪金大部分交给党作活动经费

　　杨匏安1896年出生于珠海南屏北山村一个破落的茶商家庭，他的成长，适逢中国社会经历剧变。杨匏安对社会激变过程中的种种黑暗非常厌恶失望，不断思索国家和人民的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翻译写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世界学说》，成为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

　　今年88岁的杨文伟是杨匏安最小的孩子，父亲去世时他才2岁。谈及父亲的才华与胆识，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我祖母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还可以双手写书法。她一辈子生过9个孩子，最后只有我父亲一个人活了下来，所以她很重视对这唯一一个孩子的教育，我父亲很小的时候就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了。”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1923年，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他身为国民党“高官”，却没有借机敛财，而是以此身份大力发展中国共产党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

　　“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杨文伟回忆。

　　省港罢工时，杨匏安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管理大量钱财。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他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受到不公正处分，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第一次国共合作并不一帆风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一直在争夺权力，排挤、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26年，杨匏安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职务，但依然继续坚持斗争，勇敢地抗击国民党右派。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同年11月，杨匏安受到不公正处分，被撤销中央监察委员之职，生活困窘，他仍表示“公忠不可忘”。

　　离开武汉后，杨匏安一直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多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

　　“父亲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他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祖母和哥哥姐姐们清晨上街叫卖”，杨文伟透露，“家里那时的很多生活费用，其实是靠祖母和我母亲一分一分挣来的。”

　　在上海期间，杨匏安一家的生活不仅艰难而且充满危险。他的母亲担任机关掩护，失学的孩子们则担任起发送进步传单书报的工作。家里每个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杨匏安还规定这笔钱平时不得动用，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可用于买食物。

　　1930年杨匏安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杨母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后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说全家都支持你。这一幕，成为杨匏安几位子女记忆中最为深刻的一笔。

　　摔掉蒋介石劝降电话，狱中写下绝笔诗

　　1931年7月，杨匏安再次在上海被捕。在狱中，杨匏安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甚至亲自出马劝降，杨匏安不为所动，把电话都摔了。

　　在狱中杨匏安也惦念家中生活，设法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唯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

　　“实际上广东老家已经没有任何财产了，但父亲在遗书中只字不提让家人去找党组织，因为他怕给组织增添负担”，杨文伟老人说起那段历史非常沉痛，“当时母亲病重，无奈之中甚至想把我给卖掉，后来因为我的哭闹和祖母的坚持，此事才作罢。”

　　虽然已是88岁高龄，杨文伟老人仍能背诵父亲就义前在囚车中口诵的那首诗——《示难友》。这首诗引据南北朝时褚渊出卖袁灿之事，告诫人们明辨忠奸：“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家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杨匏安牺牲后，他的家人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长子杨玄由周恩来送去参加革命工作；二儿子杨明1938年在武汉找到周恩来，随后去了延安；三儿子杨志也被党组织送去延安参加革命；最小的儿子杨文伟则被祖母、姐姐杨绛辉等带到香港，继续为党收集、传递情报。

　　“1945年，广东党组织找到了我，把我送到东江纵队。因为有在香港从事无线电台工作的经历，组织就分配我在部队做电台机要工作”，杨文伟告诉记者，“因为长年从事电台工作，我听力不太好了。”

　　后来，杨文伟在福建与战友郑梅馨结婚。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夫妻两人都把清白做人、认真做事、坚持读书作为家里最重要的教育信条。“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们家就有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这在当时很轰动”，今年85岁的郑梅馨回忆。

　　离休后，杨文伟带着家人回到珠海定居。“我们一大家子人，总算有个人回到了家乡，父亲应该会很高兴”，6月9日，在珠海南屏北山村那座古老的杨氏宗祠里，杨文伟拄着拐杖，抬头望着墙壁的族训“忠孝廉节”，喃喃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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