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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不顾体弱省下口粮支援前线 儿孙遵家规一分一毫都靠自己挣

2017-06-30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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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河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里阮啸仙与同志的合影照片  长江日报记者李葳 翻拍

  长江网讯(长江日报特派记者刘智宇)1935年初,阮啸仙领导的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围困,他人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2017年6月初,长江日报记者在广州越秀区华侨新村和平路39号一栋老旧的房中,采访到烈士阮啸仙之孙阮钦彤。他回忆,在革命最低潮时期,祖父阮啸仙奉命秘密转移到香港,负责农运领导工作,其间祖父常对同志们说:“革命处于低潮,仍要充满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哪怕是最困难时候,仍要与党保持一致。”

  9年只和儿子通过两封信

  在广东河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内,有一个展区专题展示了阮啸仙烈士存世的信件、照片、报道。一封家书引起记者的注意——

  “爱儿:……你想学好,你应该向你眼前的事情去学,事无大小,都有它的道理的。想见识多,有本事能耐,不必向上海或国外花花世界去学,随时随地随事都是书本,都有够学的道理在,哪怕是烧火煮饭的小事,你想知道火是什么东西?从何而来?它对于人群社会有何益处?有何害处?如何用之才有益而无害?那就够你想了。”

  这封几百字的家书,纸页泛黄,是1933年阮啸仙担任全国互济总会救援部长期间,写给儿子阮乃纲的。

  “革命形势严峻,阮啸仙与儿子聚少离多。他们之间仅仅通过两封信,这是第二封,也是最后一封”,馆长许敏光告诉记者。

  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刚将阮乃纲从河源老家接来才一年左右,担心拖累家人,阮啸仙又让妻子带着阮乃纲回了乡。

  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阮啸仙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来,阮啸仙接受党组织派遣,先后赴莫斯科、天津、内蒙古、辽宁、上海、沈阳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1933年初,14岁的阮乃纲给父亲写了第一封信,阮啸仙收到后一遍遍告诉身边同志:“我儿子长大了,会写信了……”当晚,他给儿子回了信,信中嘱咐阮乃纲孝敬母亲、好好学习、更加进步。

  于是阮乃纲又给父亲写了第二封信,但迟迟没有收到回信。后来才知道,阮啸仙遇到了“最困难的时候”——党在上海的一些秘密机关连遭破坏,廖承志、邓中夏等人先后被捕。阮啸仙想方设法组织营救,但都失败了。直到几个月后,形势稍稍稳定,才抽空回了信。

  收到这封回信,阮乃纲又写去第三封信,但从此音讯全无。许敏光介绍,1934年阮啸仙调任赣南,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守下来领导游击战争,在一次与敌人作战时被流弹击中胸口,英勇牺牲。

  贫病交加仍设法与党组织联系

  阮钦彤回忆,阮啸仙烈士曾告诉家人,1931年前后,因为中共在上海的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贫病交加,一度不省人事,“后来百般无奈,他给家里写信,向亲友请求救济”。收到亲友凑来的100元钱后,他在第二年初与党中央再度取得联系,找到组织。

  河源市革命烈士纪念馆保存着这份信件的复印件,信中写道:“与其身死他乡,沦为异地之鬼,以贻乃祖乃家羞,何不汗颜乞怜于诸兄长之前……弟曾计之:继续我本行(注:指中共中央机关)消息,以三个月为限,必有收获……”

  1933年10月,党中央派他到中央苏区工作。前方军事频繁,用粮吃紧。为了节省用粮,支援前线,阮啸仙不顾自己体弱多病,仍同大家一样,参加苏区每人节省三升米的活动。同志们照顾他的身体,都劝他不参加节省活动,被他拒绝。

  其间,在与家人的通信中,阮啸仙也嘱咐家人一定要节俭,他写道:“在家要节俭,一支火柴也来之不易。”

  从不以烈士后人自居

  阮钦彤今年64岁,中等个头,头发有些花白,穿着朴素的短袖、短裤,脚蹬一双旧拖鞋。他满脸笑意将记者迎进门,站在门口,三室一厅、不到90平方米的全房格局尽收眼底,墙面白色乳胶漆像新涂过的,木制桌椅的颜色已有些暗沉。

  “才把空调打开,聚聚凉气”,阮钦彤有些不好意思,他平时基本不开空调,“费电,吹吹风扇就不热了”。

  阮钦彤说,自己的节俭是受父亲阮乃纲的影响。“父亲一生节俭,过生日从不允许我们在外面摆酒席,哪怕是七十大寿。我们提出来想办热闹些,也被他责备,只好在家里做些简单的饭菜”。

  阮乃纲就是在这栋旧房子和儿孙平平淡淡过了数十年,直到离世。“他是爷爷阮啸仙的独子,从不以烈士后人自居,也从未主动向组织上提出过任何要求。平时喝喝茶、下下棋,不抽烟不喝酒,总是一副自得其乐的样子”。

  阮钦彤是阮乃纲的二儿子,他回忆,父亲阮乃纲为人低调,很少向家人提起阮啸仙烈士的事迹。只在逢年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父亲才会和母亲闲聊,只言片语提及阮啸仙。他们家里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在外从不主动提及自己是烈士后人。

  以曾祖父为榜样踏实走好自己的路

  “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平头老百姓,用爸爸的话讲,一分一毫都是用自己的双手挣出来的”,阮钦彤告诉记者。

  阮钦彤的哥哥原来在手表厂当工人,后来从厂里出来做服装生意,在商场租个小档口,在夜市推个流动摊位。姐姐在啤酒厂当工人,一直干到退休。妹妹原来在水果店当售货员,后来在私人企业当财务。

  阮钦彤高中毕业后,分配进广州第三针织厂当裁缝,从学徒工做到熟练工,再做到车间二三十人班组的负责人,勤勤恳恳,直到1998年工厂倒闭,没两年,妻子所在的指甲钳厂也倒闭,一家人一时陷入困境。“父亲从没有动用自己烈士后人的身份去谋福利。”阮钦彤说。

  后来,阮钦彤经亲戚介绍,在工地上谋得一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一家人有了稳定的收入,一直干到2013年退休。

  阮钦彤的儿子阮士君,现在中央审计署驻广州办事处工作。他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自己最初知道曾祖父阮啸仙是革命烈士,是爷爷阮乃纲只言片语中提到的。“爷爷说得最多的是,让我们好好以曾祖父为榜样。曾祖父的事迹,让我明白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希望自己继续踏实走好自己脚下路,踏实工作”。

责编: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