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派记者康鹏 通讯员杨汉国 发自四川营山
30年来,你扎根基层,真抓实干,努力做群众的贴心人;你公而忘私、一心扑在工作上,虽积劳成疾,依然奋斗不止,展示了当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为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榜样。
——2011年5月26日习近平回信称赞
爱民书记
他在农村工作30多年,做过8个乡镇“一把手”。每到一处,他攻坚破难,开创风清气正、干群融洽的新局面,被称为“治乱书记”、“爱民书记”。他与肝癌抗争8年,先后接受38次手术,仍坚持带病拼命工作,51岁英年早逝,被当地人称为“营山的焦裕禄”。
(中)在基层调研 杨汉国 摄
文建明离世已经800多天,他的坟就在渌井镇枣岩村老屋的后山上,绿树掩映下,一座普通的坟头,旁边葬着他的父亲。
但他并没有被人们忘记。
文建明生前任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县委常委,城南镇党委书记。他与肝癌抗争8年,先后接受38次手术,仍坚持带病拼命工作,被当地人称为“营山的焦裕禄”。
他生前费尽口舌,找上级拨款、找乡友化缘、找村民集资修筑的乡村公路,已于2009年贯通,全长14公里,串起11个村,家家户户通水泥路,一万多名村民出行不再“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乡村公路也成了“致富之路”。走马村曾经没有一寸水泥路,没有产业,老百姓穷得丁当响。如今村里不但通了水泥路,还种上了绿油油的经济林。
文建明生前争取来的土地整理项目,也即将在今年插秧季节到来之前完成。
长江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一辆辆挖机把田埂挖开,将高低不平的水田整平,并用水泥板铺设供农机行走的坡道。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地没人种。由于地势不平,交通不便,没有业主愿意来流转、集中耕种这里的田地,抛荒很严重。整理后,将可以进行规模化、机械化种植。”文建明的老同事、现任城南镇纪委副书记张岳介绍。
在城南镇政府二楼,文建明的办公室一直原封不动地空着。但他创立的一套工作方法和制度却沿用了下来,并被多地学习推广,如村级财务集中管理,村干部到镇里集中办公等。
“癌症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掉精神支柱,失掉信心!服务群众、忘我工作,是对癌症最好的战斗,是对我生命最好的延续,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尽最大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在奉献群众中升华一名共产党员高尚的人生价值。”斯人已逝,言犹在耳。
治乱:
“只要一心为群众,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就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矛盾!”
营山是一座川东小城,四面环山,如同营垒,故而得名。城南镇位于营山县南部。
2003年,文建明刚刚到任时,城南镇被称为“城烂镇”:财务混乱,债务高达2000多万元;人浮于事,干部无所事事,甚至有干部欠下高息赌债神秘失踪;发展滞后,百姓收入增长缓慢;治安混乱,打架斗殴天天有,群众上访像赶场,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烂摊子”。
“老文上任的第一天,就有20多个老板上门讨债,有饭店老板,也有包工头。”张岳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
文建明新官上任,突破重重阻力,先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村财镇管、钱账分离,给群众一个明白。当时就有村干部公开宣称,不交账,看他文建明有啥招。第二天早上6时,文建明和镇党委班子成员分组进村,把账本、财务通通提回镇上,当面核对。一个月下来,糊涂了多年的村级财务一清二楚,并通过公开栏、广播、电视等定期公布,说不清缘由的报不了账,白条子再也领不到钱了。
第二把火是打破干部“铁交椅”,竞争上岗。竞聘当天,就有10多个人落聘,他们找到文建明要说法,有人吼着要到他家吃饭,还有的扭着他要跳河。面对巨大的压力,文建明毫不退缩,和班子成员一起想办法,帮助落聘人员找出路。当初落聘的干部杨易,承包了80多亩荒山,种黄花梨,如今身家几百万。政府机构消了肿,干部作风也明显转变。
第三把火是开展文明教育。创办镇、村“文明教育学校”,年底评选“十好文明户”,镇上表彰,广播、电视每天轮流播放,评上了的脸上有光,没评上的心里发慌。如今,村民迷信赌博、打架斗殴、胡搅蛮缠的少了,小伙子找媳妇、到信用社贷款,人家都要问是几星文明户。
2011年,《人民日报》曾以《一个西南小镇的巨变》为题,报道了文建明治下城南镇发生的巨大变化。
文建明说,农村工作要面对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员,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只要一心为了群众,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群众就会拥护、信任我们,就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矛盾!
富民:
“俯下身做群众的牛、站起来做群众的伞”
张岳对记者回忆,过去,在城南镇,农村最大的矛盾是“穷”,群众最盼的是“富”。2003年,这里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2130元。
过去,干部不尊重群众意愿和市场规律,热衷搞“长官经济”、“政绩工程”,这任领导下令栽橘,下任领导动员种梨,来回折腾,民怨四起。
城南镇与县城比邻,交通便利。文建明提出,应发展大葱、蒜苗等“佐料产业”和商品蔬菜。
城南镇把技术培训班办到村社、院落。镇干部每人找一户结对子、搞示范,协调解决资金、肥料、技术、销售等问题。文建明还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给走马村村民李兴支作本钱,帮助他种起葱子、蒜苗,那一年,他家收入达8000多元。第二年,就有200多户村民跟着种。很快,城南出现了大量助农增收的新路子,包括以核桃为主的干果业,以肉猪、肉牛为主的养殖业及大棚蔬菜。到了2013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飙升到7780元。
“只有不搞花架子、实打实地干,老百姓的腰包才能鼓起来,党组织的威信才能树立起来!”文建明在工作日志中总结,党员干部要“俯下身做群众的牛、站起来做群众的伞”。
53岁的汉子胡一兵是重庆开县来的三峡移民,干的是杀猪卖肉的营生。到营山以后,人生地不熟,肉卖不动,常常烂在家里发臭。很快移民补助费就亏完了,生活陷入困难。
有一天,过了中午,肉还有大半没卖完,胡一兵越想越生气,扛上没卖完的半边猪肉,提上杀猪刀,喊了60多个移民兄弟,就冲进了正开会的城南镇政府会议室。把猪肉“啪”的一下摔到主席台,大吼:“开啥子会!哪个是文建明?喊他出来给老子卖肉……”
这时,一个干部走过来说:“兄弟,我就是文建明,有啥子事慢慢说。”那天,文建明发动镇里干部,你两斤我三斤,买光了胡一兵的肉。
后来,胡一兵决定搞一个养牛场,没有启动资金,文建明用他的工资卡作担保,从银行贷了5万元,买了几十头小牛。那一年,胡一兵就净赚了18万元。
日前,胡一兵兴奋地带长江日报记者参观了他的养牛场。大大小小有200多头肉牛。“每天光饲料就要吃掉一吨,用货车要拉一车。”一年下来,毛收入可达两三百万元。他计划,今年将规模扩大至400头。
富起来的胡一兵,决心像文建明一样去关心别人。他在十里八乡免费带出了寇祥文、桑润民等几十名徒弟,在他的带动下,如今当地100头牛以上的养牛大户已达四五十人。胡一兵还当上了村干部,主动调解各种矛盾,并于2009年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党旗面前,胡一兵承诺:要做文书记那样的好党员,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文书记用爱民之心温暖了我,我也要像文书记那样去温暖更多的人!
抗癌:
“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与病魔战斗到底!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工作奋斗不止!”
妻子钟玉珍介绍,文建明曾在肝炎疫区工作,不小心染上了乙肝。由于未及时医治,转化成了肝硬化。
2005年,当时才42岁的文建明被确诊为肝癌。“当拿到病情诊断书时,我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天啊,难道我就这样完了?”文建明在生前一次报告会上说道。
他暗暗发誓:再苦再累,也要把规划的事完成!再苦再累,也要把群众的事办好!
村道公路建设是早已规划的事情。文建明骑着自行车白天跑工地,晚上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一天深夜,他骑车从光荣村回家,天黑路烂,一不小心摔下两米多高的岩坎,脚扭伤了,嘴出血了,自行车摔坏了。当他推着自行车一瘸一拐地回到家时,已是凌晨两点了。妻子看到他这个样子,眼泪直淌:“老文啊,命都只有半条了,还那么拼命干啥哟?”
在城南镇,干部们都知道,文书记有肝病,每天喝中药,中午是熬药时间,“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他的工作时间才开始,常常忙到晚上九十点。”现任城南镇人大主任的莫炼向长江日报记者回忆。莫炼刚到城南镇时,组织刚谈过话,正式的文件还没到,文建明就开始给他安排工作了。
2012年3月,一次会议中途,文建明突然肝部像针刺一样疼痛,他用茶杯盖子顶住,鼻血却流了出来,沾满了衣服。在场的干部劝他歇一会儿,有的急着联系医生。他还是忍着病痛开完了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干部,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与病魔战斗到底!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工作奋斗不止!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群众奉献终生!”文建明态度很坚决。
长达8年的时间里,每一年,文建明都要去几次重庆的医院治病,头发掉光了,他戴假发来上班,大家看了都抹眼泪。
莫炼清楚地记得,2013年12月22日,在会上,文建明告诉大家,自己要去重庆治疗一段时间。“他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回不来了,就请镇长先主持工作,当时大家都笑了。没想到,这真的就是他在镇里开的最后一次会。”莫炼告诉长江日报记者。
2014年1月25日,在与病魔斗争了8年之后,文建明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二医院与世长辞。去世前,他仍吵着要回去工作。
他的追悼会只进行了10分钟,他生前交代,后事一切从简,别给党和政府提要求、添麻烦。当天,有400多名干部群众自发前来吊唁,有的骑着摩托从15公里外的乡下赶来。
胡一兵参与料理了文建明的后事,他回忆,出殡那天,天降大雪。第二天的《四川日报》这样感叹:绥山为子流悲泪,朗水闻讯泣哀声。
爱家:
“做不了一个称职的男人,只有你一人骂我;做不了一个称职的干部,就会有几万人骂我”
文建明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东奔西跑,时常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次家。
他对家人充满愧疚。“我对老人没有尽到孝心,没有陪妻子逛过商场、做过家务,没有参加过一次孩子的家长会……我是一个未尽到孝心的儿子,我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啊……”在一次报告会上,文建明曾坦露心迹。
有一次,妻子钟玉珍实在忍不住,大声吼他:“为什么别人都不愿去的地方,总是让你去?”
文建明回答说:“你当初为什么鼓励我入党?”
钟玉珍急了:“党员也是娘生的,难道可以不顾身体不顾家?”
文建明歉疚地说:“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和儿子,但是,做不了一个称职的男人,只有你一人骂我;做不了一个称职的干部,就会有几万人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收拾遗物时,除了半屋子没吃完的中药,以及满满两箱子各种奖状和荣誉证书,文建明什么都没有留下。
他的母亲仍住在乡下瓦房里,记者看到,房子坐落在山窝子里,黄泥巴墙,黑瓦,毫不起眼。
临终前,文建明办了4件事:第一件,请熟悉的女干部们吃饭,把妻子和儿子托付给她们;第二件,把自家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给73岁的老母亲办理保险,确保老人家每月能领到600多元的养老金;第三件,用最快的速度维修好老屋;第四件,请镇干部帮他打字,连夜梳理出多年来治理乡镇的一套经验。
“建明,我知道你爱我,只是你把这种爱分给了你难以割舍的老百姓。”在文建明生病的这些年里,妻子钟玉珍陪着他经历了每一次手术和无数次出差。无论他走到哪,走多久,都像搬家似的拎着大包小包跟在他身边,直至陪他走完了生命最后一段路。
文建明已经过世两年,钟玉珍仍然伤心不已,常常整夜睡不着。记者来采访时,她正照顾儿媳在医院待产,不久,一个新的小生命即将降临这个家庭。
责编:王玉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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