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驮来奢侈品 万里茶道的浪漫与悲壮
东方驮来奢侈品
有历史学者称，近五百年的历史，很大一部分都是茶叶的历史，这种说法其实也不为过。郑和七下西洋和世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来临，将中国茶文化传往西方，为后来茶叶和茶文化输入欧洲作了准备。
16世纪葡萄牙人东来，最早将茶叶传入欧洲。与数千年前的中国人一样，欧洲人最初用茶也是当作药品，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输极少量茶叶入欧洲，法国贵族更是把中国茶视作珍宝。所以当时茶价昂贵，甚至有人以黄金制箱专盛茶砖做豪华礼品，茶业还仅仅是宫廷和豪门世家作为养生和社交礼仪之用的奢侈品。
英国最初输入茶叶是1662年由查理二世的王后凯瑟琳带去的。她出嫁时从东印度公司购买了中国红茶100公斤带到英国王宫，饮茶开始成为一种宫廷乐趣，之后逐渐风行于上层社会。贵族绅士以茶为贵，以茶为荣，以茶炫耀阔绰和风雅。一些富裕家庭的主妇，均以家备别致的茶室、珍贵的茶叶和精美的茶具而自豪。
每年茶商们驮运着产自武夷山的茶叶，从下梅村启程，一路向北，连续穿越中国的河流与群山、戈壁与沙漠，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等地，再穿越蒙古国，直抵俄国边境小镇恰克图，接着继续向北，然后向西穿越俄罗斯腹地，到达莫斯科和波罗的海岸边的圣彼得堡，全程近两万公里，形成一条历史上著名的“万里茶道”。
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武夷山位于福建与江西的交界处，自唐代开始，就是中国重要的产茶区，武夷山茶农创造出畅行世界的红茶和武夷岩茶。到了明末清初，这里更成为了中国茶传往西方世界的重要源头。
在下梅古村村口可看到一块石头纪念碑“晋商万里茶路起点”。《崇安县志》中记载了当时晋商在武夷山采购集运茶叶的繁忙景象：“在康熙19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行筏300余艘，转运不绝……”
邹氏家祠是下梅古村的标志性建筑，下梅邹氏在与晋商经营武夷茶叶获得巨大利润后，耗巨资建成了创业丰碑，代表了当时茶叶转运的兴隆及繁荣。下梅邹姓，曾是古村的第一大姓，如今下梅现有人口中邹姓也超过半数。
山西省榆次市常氏，与崇安县(现武夷山市)下梅村邹氏景隆茶商，共同建立了茶商贸易伙伴关系，并在武夷岩茶主产区东面的下梅街设立茶库、茶坊，在水路梅溪茶埠收购茶叶，请当地茶师自办岩茶加工坊，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等，集运至山西，汇集后再转运出关，通过万里茶道送往中俄蒙交界处的买卖城恰克图。
之后欧洲的茶叶输入量骤增，茶价逐步平抑，加上爱好茶叶人士的颂美，使得饮茶之风渐次从宫廷弥漫于社会，从贵族普及于民众。
富翁的城市恰克图
一条茶路走下来，即便万事顺利，也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南方水路的汛灾、北方山路的匪患、塞外的风沙和路途中防不胜防的疾病，无不考验着茶商的筋骨和意志。不幸遭遇意外的人就长眠在漫漫茶道上，那些最终成功到达恰克图的人也一定是历经沧桑。
但活跃的边贸将俄罗斯边境小城恰克图造就成了富翁的城市。1870年，一位来到此地的美国旅行家描述：“在恰克图，身上没个四五百万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在恰克图每年的贸易总额中，茶叶一直保持一半以上，其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对这种东方饮料异乎寻常的热情，饮食结构偏重肉类的西伯利亚人更是如此。
俄国学者帕尔申记述：“这里的居民不论贫富、年长和年幼，都嗜好砖茶。这是每天必不可少的饮料，早晨就着面包喝茶，喝不到茶就不去做工。午饭后更必须有茶。一天可以喝五次茶！喜欢喝茶的人要喝十几杯。无论你什么时候到一户人家去，主人必定用茶来招待你。”
不过，在厦门、福州、宁波这三个城市为了出口茶叶而开放后，万里茶道也画上了句号，茶商开始各自为政，变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茶叶市场的定价权就转移到欧洲人手里。英属印度殖民地也开始竞相种植茶树，因为输入税率的优势，印度红茶种植迅猛发展，1888年输出到英国的数量首次超过中国茶叶。
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现代商贸交通体系的建立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这条浪漫与悲壮共存的茶叶之路最终湮没。昔日富甲大陆的恰克图，一度变成军事要塞。对茶叶之路的记忆，也只剩下了留在风中的驼铃声。
固然追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饮茶叶，引种的茶种，以及饮茶方法、栽培技术、加工工艺、茶事礼俗等，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而去。但今天我们不希望只在历史的满足感中休眠。由中华文化促进会发起成立的“万里茶道协作体”日前在京正式成立，旨在重新整合万里茶道资源，让这条古道再次茶香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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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茶道”是中俄间一条重要的商道。这条商道以运送茶叶为主，从福建经水路至汉口，再经水路至湖北北部和河南南部，再经陆路到山西、内蒙古，跨外蒙至恰克图，经乌拉尔直至莫斯科、圣彼得堡。万里茶道是中蒙俄三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在去年第二届“万里茶道”与城市发展中蒙俄市长峰会上，中蒙俄三国共同发起将“万里茶道”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倡议。
责编：宋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