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武汉都市圈:无限可能的"中心"与"内陆"

凤凰网  当交通出现障碍，当口岸衰落，这里的“中心文化”迅速萎缩为“内陆文化”。如果你在武汉生活，会很强烈地体验到省与市政策的混杂与并存。但从杂乱无边的雄心里，武汉至少仍然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但如果你在武汉生活，你也会很强烈地体验到省与市政策的混杂与并存，仅就教育来说，武汉市属高校的教职工待遇就比湖北省属高校的教职工待遇要高，而湖北省的教育投入在全国排在倒数第二。大武汉都市圈(据说2020年将达到湖北面积的三分之二)与湖北省的权益和资源的关系，是否会成为北京与河北省的消长和依存的关系，也都有待考察。但毕竟中国的城市化步伐势不可挡，我们有理由预测，大都市圈的架构将使“省”这样的行政模式黯然。

　　美国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则预测武汉将在21世纪世界十大超级城市里排第二位，就此我也询问了冯天瑜先生，他说，康韦的理由在于，以更长远的星球战略家眼光来看，一个城市赖以生存的基本元素就会超越任何政策人为因素凸显出来：水资源，中心位置这样的地理因素，高校人才这样的地缘因素，工商业基础。

　　但回到现实里，即使不去考虑上文所提到的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人才培养的共性问题，目前在高校云集的武汉，现有的高校人才的外流比例也已达98%。

　　同时，武汉的中心位置，多年也因沿海与内陆经济的不平衡，也因水路交通的衰落、公路与铁路的滞后发展(纵然有老京广线，但湖北省内东西向去四川的铁路，一直是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之梦，刚刚通车的造价最高的宜万铁路，前身正是1909年詹天佑督造未果的川汉铁路)，对中国的经济并无明显枢纽作用。

　　这也是中国内陆城市的通病，与沿海城市永恒的开放条件相比，内陆城市的开放在短期内更加依赖于政策倾斜和交通投入的不断追加，几乎是不进则退地在沙上建城，也正如前文所引的李宪生的看法—当交通出现障碍，当口岸衰落，“中心文化”迅速萎缩为“内陆文化”。

　　但与沿海的外贸体系相对照，中国内陆经济终究取决于内需，中国国内制造转移也正在继续使工业分布向内陆均质化，只要这一自我深度开放的进程不会停止，则武汉的中部优势终将重显。

　　再从中国的“世界工厂”的意义上说，以光谷为代表的起步不久的省外与海外制造业投资的热情，也许与康韦对武汉的乐观不谋而合。

　　比如说法国人对武汉的“情有独衷”—早在2004年，一个法国记者团通过两个月的采访和考察，得出以下数据：“这里是距离世界最大的水利发电枢纽三峡大坝最近的中国大城市，能源成本是上海的三分之一。这里是中国的经济地理中心，交通成本是上海的四分之一。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淡水中心，工业成本是北京的八分之一。”

　　法国在湖北的投资目前占去法国在中国投资的三分之一强，他们也正参与武汉的三轨建设，法国企业在武汉投资的“第三次浪潮”中，不仅仅是原先的汽车业制造业等—越来越多的法国内陆的甚至还未全球化的中小企业，已开始参与落后的武汉的城市公共事业建设，也正在与武汉地方政府建立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也越来越深入到中国体制的内部，并促使它再次走向开放和现代。

　　法国领事背靠窗外武汉CBD中心地带北湖公园的风景告诉我们，目前，中法正酝酿开通一条巴黎直航武汉的航线。世界是平的。

　　当我们再次老实回顾历史—正如我们试图看到更大历史的未来眼光，我们发现：辛亥革命前后的武汉—它本地杰出的学堂和社团革命者，它杰出的由勇敢的知识分子和诚实的农民组成的湖北新军，剔除了城市痞子，它们的自由思想也长期得到张之洞的宽容，以及武汉当时的近代化的工业、商业、外贸基础，都使近代化的变革呼之欲出。

　　当孙中山等众多领导不在场，这些基层知识分子和觉悟的近郊农民自行迈出了开启近代国家的第一步。武汉也曾有过真正的独立而先锋的城市精神。

　　尽管不久，北方武装精良的军阀打败了头脑最新锐但装备相对落后的新军，革命被迫转移到江浙。

　　这种转移也因武汉保守的小商业形态，使它当时的民营资本积蓄远低于当时与外圆融、与内大力投资工业的江浙财团，武汉的资本从未真正与外国资本合流，而只是倔强地在租界的挤压之下寻求长江边狭窄的贸易空间，最初的首都计划也因社会集资规模过少而夭折，这种租界时期民族资本被挤压的劣势，也与张之洞洋务时代对官募资本的依赖一脉相承，并至今能从武汉有限的民营企业规模中找到其影子，这些都是“内陆意识”作祟。

　　而这次我们采访的几乎所有人—药品企业家、物流商人、市场物业规划者以及历史学家、领事先生—却仍一致认为武汉最大的优势依旧是成为中部最大的市场，尽管这多少也只是在说“我们能做什么”，多少也与民间鄂商投资工业的能力、魄力与所获地方支持不如长三角、珠三角有关。

　　但一说到武汉市场的现况却又真的有点让人沮丧，并再次印证了前面所说的“内陆意识”—如今的武汉仍缺少真正现代化的批发市场，当城市的大未来正试图被迅速改写，保守的市场传统却继续成为阻碍。市场保守形态的背后则显然是城市管理方面保守和落后的意识。

　　武汉的批发市场仍未摆脱汉正街模式，汉正街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商家数量和产出远远不成比例，贸易额却又与市场的低级形态不成比例，马上要开始二期招商的先进的汉口北的国际贸易中心，因为人们对汉正街的地理迷信，进展也许稍嫌缓慢，最先响应这一号召的仍是温州人为主的汉正街鞋老板，他们永远是起来炒热一个新地产项目的人—武汉人、湖北人对市场的观念却显然落后于义乌。

　　这次回来，我对汉正街的印象也经历了一个转变，先是看到传统商业的顽强，继而是感觉到纯粹的保守、惰性和路径依赖的效应，祛魅而实用的武汉人反而又沉醉在他们的习惯里—

　　港口的码头也关了，那些貌似私人货运码头的船坞全部变成了仓库，扁担们辛苦把东西挑下几十米的石阶去存放，又辛苦地挑回到岸上等车皮。为了“将他们引导去汉口北”，区里甚至连汽车站都关了，近年连续几场冬季大火导致许多人血本无归，客观上倒也刺激了汉正街向汉口北的转移。另一个更迫切推动汉正街转型的因素是交通，现在逛汉正街再也不是什么穿街过巷的乐趣，他们几乎是把整个湖北地区的批发物流、整个旱码头都塞进了这些小巷，集家咀一带成了汉口沿江交通最大的障碍。

　　按计划，汉正街要在5年内完成由批发转零售的“商贸旅游区”的转型，日益高昂的地价、仓储租金也迫使现有的商家由批发转向更小规模的零售，但还有那么多搞批发的商家固守在那里，梦游一样，在他们日常“既爱又恨这里”的抱怨中渐渐落伍，也因为，这些商家太零散，迟迟没有整合，以至现代化的市场来了，他们也无力享受那种规模效应，尽管他们总在抱怨一种多年积蓄的能量无法释放，并多年渴望武汉成为各种时代的特区。

　　当我走在现在已经沉寂的百年老汉口的租界街道，新的潮流已经以组团发展的模式卷去城市其他角落，我小时候武汉最热闹的江汉路、车站路也只剩下一些毫不吸引人闲逛的专卖店了。而走在如今热闹的街头，以前那种动辄在排队时被推搡的感觉却也没有了，那些动辄把我当成迟疑的书呆子来推搡的精明的武汉阿姨们也已老去，代之以彼此缺乏关注与认同的外地人潮。

　　今天我也惊奇而有点刺痛地发现，在全国各地造高楼的绿地集团几乎又是在我家门口的地方，开始动工兴建颇有争议的全球第三高楼，我自身几乎感觉到一种考古学意义上的被埋葬的感觉，我对故乡的印象和我童年的生活对这个城市已经显得陈旧、保守，不再有那么多地道的武汉人的面目，这个城市也许只容得下一老一小两代本地人在玩耍，它也因此显得和我去过的中国其他城市越来越相像，而那些在我家门口豪言壮语的外地投资者、开发商，把我童年的环境(那条由省属高校穿过武汉车辆厂的小路，我恋爱的小路)也撑大了，撑破了，我的父母也将随着那所省属高校的退休职工一起，被学校的商品房计划驱赶到更靠近这座世界高楼的街边，当然就地价升值来说，这也并非什么坏事。

　　我们也和开发汉口北的卓尔控股这样的本地开发商交谈过—它前身是本地一家广告公司，但他们认为武汉有限的广告市场不可能培育出4A广告公司，于是转而开始“做实业”，参与造城—这些武汉人也加入到这种看似无边无际的外来的“野心”中来(汉口北之后，他们更大的计划是开发汉南港)，也像被裹挟在时代的雪球之中，理想越滚越大，欲罢不能—当各种能量形成一股合力，雪球的运动一发不可收拾，发展过程也许连政府驾驭起来都有些吃力，城市各领域(尤其是市内道路)因同时在大修而显得捉襟见肘。

　　但从这些杂乱无边的雄心里，武汉至少仍然充满无限的可能性，它仍有可能因为“内陆文化”再次成为“中心文化”，从而产生自己新的独立的外省意识。

　　否则法国人也不会多年一直致力于在这个中国内陆城市的苦心经营，这种“经济殖民战略”显得相当严肃，甚至也因此增强了我对武汉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