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快报：一把手不做老好人 治庸问责才有戏
治理庸官，不是新鲜事物，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治庸风暴刮过不少回，但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肯定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如果刮了半天，庸官既没闪着腰，也没呛着水，那么这样的“治庸风暴”就不尽如人意了。
4月7日长江日报报道，武汉将掀起“责任风暴”，推行“治庸计划”。武汉市委、市政府已决定按照“精简指标、提高标准、拉开差距、奖优惩劣”的思路，改革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办法，将干部评价与目标绩效管理结合起来，“半数优秀、全部合格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落后单位就亮黄牌，连续两年亮黄牌的单位，主要负责人免职！”这也意味着，武汉正式进入“治庸”的地方行列。
武汉的这场风暴刚刚开始，但已然有了借鉴的样本，这些样本向我们展现了治庸的基本规律：深圳市自2005年以来，公开实施“责任风暴”、“治庸计划”，目标直指干部队伍中的庸官，1年多之后，深圳即问责294人，并处理了一批干部（2007年6月12日南方网）；从2004年2月到当年12月，浙江省有2390名政府官员受到告诫、警告和记过等处分，其中还有94人被待岗处理或辞退。他们被处分的理由并不是贪污腐败，而是因为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或者擅离岗位、办事拖拉（2004年12月9日新华网）。而新华网的这篇报道，更直呼“我国开始整治庸官，浙江开全国先河”。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治庸肃懒力度加大，武汉风暴并非孤例。昨日，新华社记者对湖南问责“懒政”行为做了报道，消息称，湖南将采取九种方式，处理影响机关效能和损害经济发展环境的行为，严重者将被免职。
这些年的治庸实践说明，治庸不能走过场，而是要实实在在地让一批占着地盘不出活的人挪挪位置。按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的话说，“实施‘治庸计划’，关键在于消除干部队伍工作表现上的‘第三种状态’——干不好又不交‘枪’，占着职务岗位不作为。”庸官现象由来已久，在一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原因多多，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治理庸官的决心难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办事拖拉、纪律涣散、工作推诿、政绩平平在一些地方很难成为官员“下课”的理由。庸官没有下马之忧，也就很难把庸官治理当回事。那些“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庸官一旦不看重升迁，也就不会产生危机感。这当然是非常荒谬的逻辑。眼下，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民众的利益诉求也十分清晰，民众对简化办事程序、缩短办事周期、提高办事效能的要求越来越高，期盼官员勤政的愿望越来越迫切，机关干部不能作为、不想作为、不敢作为，危害性也越来越明显。浙江、深圳、武汉治庸的直接原因均与“政府机关事难办，行政行为不规范”有直接原因，并非偶然。
“我是全市总责任体系的第一责任人，我没有退路，也不想给自己找退路，当市委书记不能做老好人，怕得罪人，我已准备‘遍体鳞伤’，只要武汉能好！”这是阮成发的原话。“遍体鳞伤”是一个非常扎眼的词汇，然而此时出现在一名市委书记的讲话里，却有着现实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无数的事实表明，庸官也要维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屁股底下的位置。在有些地方，庸官或有着庇荫靠山，或结成了裙带关系。向庸官开刀，就是和庸官的官位过不去，对付一个庸官容易，对付一个庸官群体不容易，这不仅需要吏治的勇气，也要有“遍体鳞伤”的风险准备。
可以说，在一些地方，虽然喊出了“治庸”口号，但是关键时候还是会手软；在一些地方，“治庸”没有成功，却出现了种种怪现状。比如说，对不称职的干部问责，免了没多久，这些干部又“东山再起”，让人觉得这种“免职”与其说是惩处，还不如说是保护。这样的“治庸”不仅治不了庸官，反而助长了庸官的“信心”，更挫伤了民众对“治庸”的预期。因此，治理庸官要想真正有效，就必须摒弃老好人思想，对庸官动真格。
还应看到，庸官之“庸”是一种为政的积习，动以疾风暴雨般的力度，方能荡涤“庸气”，但是治庸又是一场长久战，正如6日阮成发所言，“掀起责任风暴，就是要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干部，但决不能刮一阵风就完了！”何以长期作战并保持优势？唯有制度保证。
我们看到，阮成发的一系列表态显示了一个地方一把手的决心。但是这样的话语又并非止于“决心”。公众不能不注意到，阮成发涉及到制度保证的表态——“能力席位姓‘公’，不是私产，更不是哪个人的祖传之业，由谁坐它，要由它的主人——人民来决定”。
是的，只有当人民有权利对权力“说三道四”的时候，治庸、问责才可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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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金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