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辛亥时期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经强调指出：“夫中国专制政治之毒，至二百余年来而滋甚，一旦以国民之力踣而去之，起事不可数旬，光复已十余行省，自有历史以来，成功未有如是之速也。”（1）革命发展迅速，当然有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但革命党人社会动员的成功，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社会动员的主要手段是制造舆论，而“排满”则是革命鼓吹的主旋律。本文以“排满”宣传为个案，探讨辛亥时期社会动员之得失，或可提供若干有益的历史经验。
一
社会的任何变革都需要有驱动的和依靠的力量。在近代中国，最早呼唤“变力”的也许是龚自珍。“九州风气恃风雷”岂不正是对于“变力”的憧憬，而《尊隐》篇中反复指陈的“山中之民”则是“变力”的象征，尽管它是那样的模糊而又充满浪漫色采。对“变力”追求得更为迫切的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康有为，正是他明确地指出“变力”一词。他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讲得很清楚：“呜呼！雷动而草木坼，其变力大者，其治功大。苍萌亿亿，皆草木也，待雷而坼，于以荣华，于以参天。彼得之变力，雷力也哉？宜其坼而荣华，而参天。”（2）
康有为寻求的“变力”主要是来自政府，特别是寄希望于皇帝的英武与决断，以及臣民为“上意”所感召而作出的回应，因此他只能策划体制内的改革，其最大成就无非是短命的“百日维新”。与此相对照的是太平军，他们来自民间并且依靠平民。他们的社会动员，主要是依靠发布檄文、颁布“官书”和更为频繁而又普及的“讲道理”（类似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乃至动员报告）。应该承认，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够存在十几年，并非完全凭藉军队的威力，其社会动员也有相当的成效。不过他们动员的语言与方式，有些是效仿西方传教士，有些则是承袭旧式的教门与会党，而思想内容仍然未能突破农业宗法社会的束缚。
如果说，洪秀全是利用传统的“天命”观念，并给以某些基督教的包装；那么，辛亥革命则是以近代欧美的民族、民权理念为指导，与既往皇权主义的改朝换代划清界限。尽管中国的中产阶级还没有发育成熟，但当时的革命先行者已经明确地把自己定位为“中等社会”，“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并且确认自己的责任是：“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3）他们既不必像改良派那样假借皇上的名义诏谕天下，也无须像太平军那样代替上帝传言万民，而是作为全民代表进行更为广泛而又深入的社会动员。
辛亥革命有新的有效的社会动员手段与方式，那就是通过报刊以制造舆论。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种期刊，从1900年到1918年就有七、八百种之多，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共4册）收有210种。（4）现截取其中1911年12月以前出版的157种加以分类：如果就地区而言，则海外出版者（主要为日本、香港）有53种（占34％），上海出版者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出版者44种（占28％）。而在国内出版的104种之中，上海又要占一半以上（约58％）。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年，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有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是这种传播媒介的中心。因为，上海不仅出版报刊的种类、数量最多，而且所谓外地出版者也以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与上海声息相通的长江流域大中城市居多数。就是绝大多数出版于日本的海外报刊，也要以上海作为向内地扩散的枢纽。此外，上海出版的一些报刊还在国内其他各地设有分支机构或代理点，国内其他城市出版的若干报刊，也在上海设有办事处或代理点。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便在中国（主要是南方）为数不少的城镇，形成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
当年的革命党人非常重视利用这一网络，除东京外首先就是借重上海。他们认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孤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者也。”上海为什么能够处于这样重要的地位，发挥这样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回答也很明确：“夫上海之人，亦岂尽跻于文明？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言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5）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东京—上海这个轴心，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众传媒网络，向全国各地开通革命之风气，灌输革命之思想，造成革命之舆论。
过去，我们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东京留学生的宣传活动，却相对地忽视了上海和江浙地区进步知识分子的舆论工作。实际上，20世纪初年的上海，书局林立，报刊纷出，进步知识界空前活跃。据我粗略考察，1902年秋季由陈黻宸和杭州养正书塾几个学运领袖创办的《新世界学报》，1903年春间改版后的《苏报》，以及《苏报》被封后继起的《国民日日报》等等，其思想水平和实际影响都不下于海外出版的一些进步报刊，而且其群众基础还要更为广泛。孙中山早在民国初年即已为我们勾画出以“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勃兴态势，他说：“留东学生提倡于先，内地学生附和于后，各省风潮从此渐作。在上海则有章太炎、吴稚晖、邹容等借《苏报》以鼓吹革命，为清廷所控，太炎、邹容被拘囚租界监狱，吴亡命欧洲。此案涉及清帝个人，为朝廷与人民聚讼之始，清朝以来所未有也。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