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争艳

做个好医生，是我的理想。25年来，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实地遵循行医的准则，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医生。

　　我能取得一点成绩，与我的父母的言传身教、与我求学时所受的教育和组织上的培养是分不开的，更与广大普通患者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今天，我要衷心地对培养我的党组织、关心我的领导同事、信任支持我的患者，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1954年长江发大水，国家号召共产党员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父亲和正怀着我的母亲响应号召到了洪湖。从此扎根洪湖，再也没有回武汉。

　　童年时，我住在医院对面的宿舍里，有时夜里会被因失去亲人的农民和渔民撕心裂肺的哭声所惊醒，这哭声在我影响了我的一生的职业选择，我要当一名治病救人的医生！

　　1974年，我高中毕业。这时父亲已去世，我留在母亲身边承担起长子的责任，我放弃到工厂工作的机会，到医院干临时工，从卫生员、分诊员、煎药员最终成为医院传染科病房的一名临时护士，照顾传染病人。

　　1977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考入了武汉医学院。到校没多久，我就病了，症状与我照顾的肺结核病人一样，我不得不休学两年。

　　在休学治疗肺结核的两年里，我深深体会到病人的痛苦和无助。母亲家世代都有行医的，在我病愈重返校园的头一天，她送我一句赠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此时，我理解的良医就是能给病人解除病痛。就是能用一颗仁慈的心去抚慰患者的心灵。

　　怎样当一个好医生，有两个人对我影响至深。一位是老子，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另一位就是裘法祖院士，他在给我们上大课时说：“先看病人，再看片子，最后报告，是为上医；同时看片子和报告，是为中医；只看报告，提笔开药，是为下医。”裘老的教诲、上医的理念伴随了我二十多年的行医生涯。

　　到我们医院来看病的，大多数是常见病、多发病，认认真真地做“视、触、叩、听”，就可以作出基本判断。

　　一位“甲流”轻症病人，治疗很久仍然咳嗽，我给她体检，询问病史，发现她的咳嗽不仅是“甲流”引起的，可能合并了支原体衣原体感染。病人不懂啊，因为居家隔离时间太长，火气很大，不愿抽血化验。我反复劝说，甚至表示愿意替她垫付化验费。最后，我上门到她家去抽血，化验证实是支原体感染，病人心服口服。第二天，病人家属主动到中心补交了化验费。

　　病人相信我，认为我很神。其实，我只是在按医疗的原则给他们看病，耐心地将我所知道的一切告诉他们，他们懂了，就不会对疾病那么紧张恐慌了，更不会烦躁了。患者希望从医生这里得到的，不就是一份安心吗？

　　对医生，病人是以性命相托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种托付和信任更为沉重和神圣的呢？25年来，我正是从病人的信任和托付中汲取不断进步的养分。

　　去年8月，武汉市卫生局和武汉晚报联合举办了“我心目中的好医生”评选活动，让患者海选好医生。后来，媒体记者告诉我，很多市民冒着高温，转几趟公汽，将推荐信送到组委会，更有许多七八十岁的老人。我很感动，要知道，8月是武汉最热的时节。

　　一位农民工兄弟在工地摔伤了，缝合花了30元，他只带了20元。我垫了10元钱，木纳的农民工默默地看了我一眼就走了。第二天，这位农民工一瘸一拐，捏着10元钱回来了。

　　这种爱与爱的回应，让我更尊重自己的职业，更看重自己身上“白大褂”的价值。

　　到过我家的人，总认为我过得太清苦，我是住着49.5平米的老房子，用着陈旧的家具，但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是快乐满足的。一个人一辈子能用几多，又能吃几多呢？一个人的价值是不能只用物质和金钱来衡量的。

　　我常想，医生的价值在哪里？我的价值在哪里？一个人在为他人服务时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别人没治好的病，我治好了；别人要花大钱治好的病，我花小钱就治好了，这就是我的价值，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工作是快乐的，我喜欢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不累。

　　25年来，我一直在汉口医院工作。医院很支持我。在我开的处方中，有很多是廉价药，利润很薄，但我们医院药房从没断货。我的成长，离不开汉口医院这个环境。

　　我现在还在用着一个镀膜被磨掉的听诊器，这是医院的老骨科主任姚大夫送给我的，听诊头上还刻着姚大夫的名字。姚大夫是“毛泽东时代的好医生”，退休时，他把跟了他一辈子的听诊器送给了我，我知道，姚主任是希望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做一个不昧良心的好医生。

　　长期以来，我认为做一个好医生就足够了，所以一直没有写入党申请书。后来，书记经常找我谈话，说我就像一块璞玉，需要打磨才能发出光芒，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实现更大的价值。组织的关心让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应该树立自己的信仰，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朝气，更有精气神。2008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讨论我入党的那一刻，同志们滚烫的话语，让我泪流满面。在我临近退休前，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在党组织的关心和帮助下，自己也迅速成长。今天，我自豪地告诉大家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从医25年里，我一门心思为患者治病，对自己的职称晋升疏于关注。没想到，这成了党组织的一块心病，党组织从各方面帮助我。这样，临近退休前，我终于成为一名副主任医师。

　　我对工作永远高标准的要求，对同事、朋友却是宽容随和。

　　一个同事得了病，害怕肿瘤是恶性，担心得最不着。很少休假的我专门调休一天，握着她的手陪她一起做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肿瘤是良性的。同事激动地差点哭了，说，要不是我一进陪着，就算没有问题，也早被自己吓出问题来了！我只是做了一名普通同时应该做的事情，却让同事如此感动。所以我一直认为，与人为善，对别人好，这最简单的道理肯定不会错。

　　到金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主任时，为了鼓励大家的工作积极性，我又拿出自己的主任津贴，专门设立了一个基金，奖励规则积极分子。年轻医生喜欢学习，我就言传身教，毫无保留，只要有人来请教，都乐意地耐心讲解。因此，大家都喜欢跟我一起工作，都觉得跟我在一起简单、开心。

 　　去年三月，医院几个好朋友到我家里，硬逼着借钱给我，非要我买一套新房。其实，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就是心疼我，想尽一份力，让我过得好一些。

　　我最宝贵的东西，是家里的那个大纸箱，里面装满了各种荣誉证书。妹妹笑我：现在谁还在乎这个？我们原来也得过，现在都扔了。可我还是郑重地保留着。这些荣誉让我的精神富有，让我坚信自己的坚持是正确的，是社会认可的。

　　今天站在这里，我感觉我不只是一个人。我的身后，是许许多多与我一样恪守医道、勤奋工作的医务工作者，是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者。组织上给我这样崇高的荣誉，是对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褒奖，是对普通劳动者的礼赞！

　　劳动者是光荣的！工作着是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