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1991年,您和萨克曼教授一起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怎样看待这个奖项?
答:是的,我们因为发现细胞膜上离子通道的功能以及发明膜片钳技术而获奖。之前我从未考虑过会不会得诺贝尔奖。科研工作者不应该把得奖作为目标,而应该把精力放在去发现新的有用的事物。如果你解决了重要问题,国际上的同行会说,某某可能是下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不是科学家自己要想的事情。
问:您所在的研究院里有中国学生吗?您是如何鼓励年轻人呢?
答:我先后带过10个中国学生。他们工作非常勤奋,效率和成果令人瞩目。我的博士后学生徐涛目前担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他曾经在华中科技大学学习和工作过。中国学生来到马普研究院,都怀着学有所成的强烈愿望。我们只是尝试着鼓励他们,增强他们的研究兴趣。我经常对他们说,做研究不能总是跟在别人后面,要增强主动性,真正发现自己内心的兴趣所在,完全地投入到你的爱好中,这样你就会发现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机遇。
问:近年来,大批年轻人从国外回到中国从事科研,您认为政府或主管机构应该为他们创造哪些条件?
答:大批年轻人回国研究,这对中国科研发展是很好的事情。政府需要做的是提供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在国外攻读一个博士学位,往往需要3至5年艰苦的努力。这些青年学生回国后,希望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政府或主管机构要保护他们的自主性,帮助他们建立研究团队,给予他们机会去做他们自己的尝试。如果年轻人能独立地完成工作,就不应该对他们有任何束缚。
问:目前,中国不少科研院所以论文或获奖考核科研人员。您怎么看待这种做法?
答:论文数量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绝不是唯一的标准,在基础研究领域更是如此。我认为关键是论文质量,不要看论文发表在什么地方,而要看它对我们的研究有什么促进作用。另外,得奖不应该成为科研的动力。事实上,如果把得奖作为目标,往往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问:您刚刚参观了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能谈谈印象吗?您对武汉“生物谷”建设有哪些好的建议?
答:我对武汉“生物谷”建设印象非常深刻。我自己的体会是,中国人做事情的效率都是以德国人的十倍来计算。当今世界,生命科学研究和生物技术不断取得重大突破,生物产业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只有提前布局才能赢得未来发展的主动权。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武汉在这一领域的科研实力很强,政府也采取了积极措施发展生物产业。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联系起来,真正做到产、学、研、用相结合,抢占生物产业制高点。
问:您和中国同行有过合作吗?下一步有哪些打算?
答:我与中国科学界联系紧密,曾被华中科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并且成为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这一次还将受聘为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顾问。用中国人的话说,我已经是“花甲之年”了。下一步我有两方面打算,一是对过去研究中经常困扰我的一些基础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二是加强与中国同行的交流。明年我就要退休了,希望有更多的机会来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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