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最艰苦的年代。这就是长达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屠杀中共党员和工农群众的险恶局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决心高举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抵抗。1927年7月下旬，在汉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了与中国革命命运攸关的三项重大决策。一、实行土地革命，领导湘鄂粤赣四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二、组织发动南昌起义。三、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筹备召集党的紧急会议。

　　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汉召开常务会，讨论了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人提出的在南昌实行暴动的报告，决定立即发动南昌起义，组织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在武昌郊外与邓颖超匆匆话别，赶赴南昌负责领导起义。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危急的情况下，为挽救革命作出的第一声响亮的回答。起义虽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但却是中共第一次独立领导的军事行动，标志着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因此，后来将这一天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同时，中央还决定举行武汉工人总同盟罢工，以牵制敌人兵力。在南昌起义爆发的第二天，武汉各行业7万余名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其中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在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坚持了两个星期。武汉工人“八二”总同盟罢工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工人阶级奋起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英勇斗争，它显示了武汉工人阶级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政治上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达到了响应南昌起义的目的。

　　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举行。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和瞿秋白的报告，讨论、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及一些决议案，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大革命失败前即在武汉提出“上山”思想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发言，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突出地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个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中取得的，它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八七会议通过的决议和告全党党员书，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对动员、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革命面临失败的形势下坚持革命斗争，起了重大作用，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邓小平当年是中共中央秘书，他协助瞿秋白、李维汉等筹备并参加了八七会议。就是这次在武汉，他将自己的名字由邓希贤改为邓小平，并由此跨入了中央机关。武汉的这段经历对邓小平一生有着重要影响。

　　由于中共中央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强调攻占中心城市及工人运动的决定意义，武汉在全党工作中仍处于较重要的地位。1927年10月中央机关离汉迁沪后，于同年底和1930年在汉设立过两届中共中央长江局。几年间武汉党组织一直处于空前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怀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始终坚持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11月桂系军阀统治湖北武汉后，胡宗铎、陶钧疯狂叫嚣“宁肯错杀三万市民，不留一个C.P”。龟蛇两岸黑云压城。从1928年至1929年，党在武汉的省、市级组织接连遭受了四次大破坏。其中1928年春的一次大破坏，牵连到党的省、市委和以下各级党组织、工会组织及全部团组织，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党、团干部即达310余人。汉口济生堂广坪、余记里广坪、武昌文昌门外和震寰纱厂附近均成为国民党当局的杀人屠场。

　　夏明翰、向警予、邓雅声、唐鉴、魏人镜等著名烈士就是1928年春在武汉遇难的。夏明翰曾提任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参与发动秋收起义，后来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临刑前挥笔写就了成为千古绝唱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向警予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在党的二大上，担任党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被捕时是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大江报》的主笔。五一劳动节清晨，向警予慷慨赴死，一路高呼革命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人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崇高的革命气节。

　　不少壮志未酬的烈士，在就义前留下了遗书，展示了革命者高尚的品德，圣洁的心灵，坚定的信念和视死如归的精神：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卓恺泽在牺牲前4天给父母留下了绝笔书：人总不免一死。我生时因奔走各地，不克对我亲爱的父母有很好的物质与精神的安慰，但我想，明白的父母决不会责我恨我。“为公忘私”，“为国忘家”是古有名训的。

　　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委、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由董必武介绍加入共产党的何羽道烈士在敌人要他交待党组织名单的纸上写下了爱憎分明的遗言：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为祖国为人民而牺牲，死固宜也。国民党反动派之大屠杀，不过逞一时之快耳。兴中国者，其唯共产党乎！

　　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武昌市临委书记的魏人镜烈士殉难后，亲属从他的衣装中寻到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下了这样一首就义诗：夜台犹有钢筋骨，地下更加奋斗争。寄语党中诸勇士，砍头枪毙莫灰心。

　　中共京汉路南段特委书记邓雅声就义时家中尚有“高堂老母、芳年弱妹，红闺少妇，黄口孤女”，然烈士在遗书中写道：“求仁得仁，抑又何怨？！”，“今日之死，是所甚愿”。

　　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唐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挥毫写下了“继续奋斗”四个大字赠给爱妻，从容走向刑场。

　　大批革命烈士的流血牺牲，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武汉的城市工作开展得十分艰难，但这段时间周边郊县的武装斗争却逐步取得了一定成效。1927年底，黄麻起义后建立的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遭强敌进攻受挫后，坚持从实际出发，转入木兰山区坚持游击斗争，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不久在鄂豫边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后来鄂豫皖苏区的创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在此后两年多时间里，武汉郊县农村的党组织及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将中央“实行游击战争之策略”、“形成大小的割据局面”的方针与本地的实际结合起来，分别建立了隶属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王班、梅林两小块苏区，隶属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以侏儒山为中心的汉阳苏区，隶属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黄陂苏区和黄冈西乡苏区。苏区人民踊跃参战参军。李先念、徐海东、刘华清等人就是这一时期在武汉郊县黄陂等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在全国建立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湖北及周边省区的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三大革命根据地形成后，相互呼应，对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武汉构成严重威胁。同时武汉工人运动也逐步走向复兴。

　　随着局势的好转，党内的“左”倾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5月，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新军阀大战。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已走向平衡发展，日益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势。于是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强调组织武汉暴动是“中心任务”，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根据中央的部署，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总行委直接指挥武汉暴动。由于敌我力量十分悬殊和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武汉的严密控制，武汉暴动流产，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计划严重受挫，地方农民暴动未能发动起来。在组织武汉暴动过程中，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工人斗争再次受到摧残。

　　1931年，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以后，武汉地区党的组织更遭严重破坏。从1931年夏至1936年春，除1932年建立过一届短暂的中共武汉工作委员会，武汉地区党组织呈空白状态。武汉郊县的几小块红色区域也于1932年前后随着湘鄂赣、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丧失而丧失。仅有黄陂县党组织建立的党、政、军合一的武装便衣队，将游击战争坚持到1935年；李紫等地的党组织在苏区被敌占领后，转移到今新洲横坡坳一带坚持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1931年侵占中国东三省后，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从而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年12月9日，富有革命传统的北平学生万余人举行了抗日游行大示威，遭到反动军警镇压。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中，武汉学生以北平学生为榜样，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在江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一二九”运动高潮过去后，武汉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未能掀起声势较大的抗日活动。直至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武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才出现新的局面。

　　从1927年到1937年，是武汉党组织历经曲折、艰苦备尝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实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又因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武汉党组织连续遭受严重破坏，党的力量几乎丧失殆尽。可是，武汉地区的共产党人在险恶的环境中，英勇抗争，始终表现出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顽强斗志，体现了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定性。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支支悲壮动人的白区斗争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