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断明确了“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性质和要求：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种社会建设新实践，一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新实践。这就在社区性质的认识上既承续了十六大的科学论断，而又不因循固守，有新的深化。确立了质的规定性后，讲发展要求就有了基础和条件。根据事物发展的性质，所明确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是：党的领导是根本，社会主义是方向，基层民主自治是关键，有序管理、完备服务是功能，文明祥和是标志，社区和谐是形态。

    新论断为社会主义新型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留下了广阔空间

    社会生活共同体首先在一系列内涵要素上是共同的，有着一致性的价值认同。

    第一是公共秩序。对于现代社会共同体而言，秩序是最为基本的价值共识。社会成员认同公共秩序，维系社会生活的内部秩序，社会生活共同体才能存在；反之，社会生活共同体就不能形成，即便是暂时形成了，也会昙花一现，不可能长久存在。因此，公共秩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存在、发展的前提和基石。

    第二是共同的语言。如果说制度层面的公共秩序是显性的东西，那么，情感融通则是隐性和基础的内容。因此，社会生活共同体范畴的共同语言，不单纯是指可以听见的语言，而是更代表着语言背后的情感认同、感情交流以及共同的利益趋向和心理诉求。由此看来，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居民个体形成一定的“共同语言”，就能促进互相肯定、相互需要，促进相互帮助、相互配合，维护共同的利益、恪守公共目的，形成共同的生活心理结构。

    第三是共同的行为方式。由于社会生活共同体是一个由若干个体或群体组成的有秩序维持、有情感基础的稳定结构，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体都在扮演着与其他个体相互配合的一起生活或共同生活的社会角色，而每一个体都必须作为一定的社会角色服从为整个共同体所普遍认同的社会规范，因此，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你为我好，我为你好”为共同行为准则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必然形成互帮互助、守望相助、和谐相处的共同行为方式。

    总之，十七大政治报告使用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概念，就是要在社区建设中倡导主流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行为准则，也就是解决共性的问题，解决社会各个部门、各个组成要素和谐架构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在社区建设中的个性、活力和风格的多样性发挥。

    新论断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新论断体现了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理论品质，敢于并善于学习人类创造的积极文化成果，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智慧。社区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概念本为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所首创，至今整整120年。十七大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西方近代学者的科研成果吸收进来，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思想和社区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热爱真理、实事求是的宽广胸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追赶先进的世界眼光。

    第二，新论断深化了社会主义新型社区建设理论和内在发展规律的认识，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理论的重大突破。在这个新论断的理论范畴内，除了居民自治、管理有序、文明祥和这三个概念见诸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外，其余的论述都是涉及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观点，理论和政治、政策含量都非常高。

    第三，新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丰富及其在实践层面的重大推进，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生动而具体的展现。执政为民，始终关心人民群众最现实、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就是要深入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中去，把建设温馨、和谐、充满幸福感的现代新型社区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作为执政为民的最重要使命。建设一个为老百姓安居乐业、守望相助、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利于在新形势下构建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构建执政党与老百姓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关系。这对于党的自身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四，新论断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随着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作为城乡社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日益起到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是说，社区和谐与否，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直接关系到共产党执政的权威乃至执政的基础是否稳固。因此，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建设城乡社会生活共同体，有利于重建中国社会整合机制，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增强党在社会基层的凝聚力、号召力和影响力，更好地团结人民群众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长期执政的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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