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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的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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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网讯
一般而言，在中国文化的四围，是戎、狄、夷、蛮文化。“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西方曰戎，披发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在当时，中原文化也就是中国文化，是有“道”的，而四方文化是无“道”的，处于一种晦敝的无明之中。此时，唯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而东方的鲁文化、南方的楚文化都是无道的。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对“闻道”之后那种茅塞顿开的喜悦充满了感动。《庄子·天运篇》也记载：“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日：未得也”。
对于东方鲁文化是如此，对于南方楚文化也是这样。《易》说：“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庄子·天道》说：“明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以南向，尧之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孟子》记载了楚文化北学中原文化的事例，“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文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某个意义上，楚文化甚至轻视鲁文化。《庄子·田方子》记载：“温伯雪子适齐，舍于鲁。鲁人有请见之者，温伯雪子曰：不可，吾闻中国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乎知人心，吾不欲见也”。
中国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具有不同的特性。就经学而言，六朝时代，北人最喜治三礼，像徐遵明、刘炫、刘焯、李铉、刘献之、沈重雄、安生等通通以礼学著名。南人却喜治易，常以易老并称，如王弼、郭象、向秀们等。就佛学而言，“隋唐之际，宗风极盛，天台，法相、华严三宗，皆起于北；陈义闳深，说法博辩，而修证之法，一务实践，疏释之书，动辄汗牛”，“惟禅宗独起于南，号称教外别传，……专凭证悟，不依文字”。关于词章，“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风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为圆笔之字，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长也。龙门十二品，爨龙颜碑，吊比干文字等，为其代表，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南派之所长也。兰亭，洛阳，淳化阁帖等为其代表”。“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李将军之金碧山水，笔格遒劲，北宋之代表也。王摩诘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造成南北文化差异的原因很多，前贤的认知也各种各样。应为谦在《中国南北论》中说：“西北之人，以无不知为贵，故乐于用心，从事于此，则自生神。西南之人，以无知为贵，故乐于怠心，从事于此，则自生精致”。(《中国南北文化观》第4页)李大钊则认为，“南道得太阳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赐予厚，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阳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赐予啬，故其文明为与自然奋斗，与同类奋斗之文明”(《中国南北文化观》第5页)。日本的鹤见佑辅在《古典文明和近代文明》中指出：“古典文明的特色是为生活之故的劳动少，因而说物质的观念稀薄。所以那特色势必是文艺的、宗教的、哲学的。即对于美的鉴赏，对于善的追求，对于真的理解等热烈。故古典文明是生壮严的宗教，和芬芳的诗，音乐、绘画、雕刻等”。“北方民族因为少沐天地自然的恩惠，与风雪斗争，耕种硗确的土地而营营戳力于衣食住之获得，所以他们生活意识非常浓厚。找寻食物以防饥，造作衣食住以御寒，这对于他们是人生不可缺的一大事件。所以北方文明是衣食为中心的文明。南方人可以说是艺术的人。反之，北方人则为经济的人”。(《中国南北文化观》第5—6页)与之对应，南方文明是“艺术文明”，而北方文明则是“经济文明”。清吴铤在《前因时论》中指出：“东南多尚奢，西北多尚俭；奢则不自爱其财，至于财尽，则必思所以求之。俭则自爱其财，至于财不赡，而求利之心炽，乃因以愈急”。《颜氏家训》指出：“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俗。北方山川浑厚，其音浊而化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唐李延寿《北史儒林传》云： “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文苑传》甚至讲到了南北地域差别对文章造成的影响：“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中原文化，处于这种南北文化、东西文化之间。这一地理环境决定了当中原文化处于高峰地位时，它向四面八方辐射；而当它处于文化低谷时，则只能在八面来风的夹缝中求生存。如果说，春秋战国以前，中原文化主要是沿黄河一线东西展开，中原道家文化与东部的鲁文化、西部的秦晋文化反复较量，最后中原文化占了上风；那么这之后，中原文化则主要是沿黄河、长江、珠江这一南北线与北部的燕赵文化、南方的骚楚、吴越、巴蜀文化拉锯。南宋以后，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易位。民国15年以后，南方文化中的珠江流域文化又最终战胜了楚骚文化。
中原文化的地域构成，就南北而言，有宋陈文化、郑卫文化、申吕文化之分；就东西而言，有洛阳的东周文化和开封的理学。这种文化构成很有意思。如果说宋陈文化和郑卫文化、申吕文化构成了中原文化的主体，宋陈文化、申吕文化代表了中原文化“阴”的一面，郑卫文化代表了中原文化“阳”的一面，前者富有深度，后者富有力度；那么洛阳文化和开封文化则代表了中原文化在东西两个方向、在周、鲁(周文化之变体)文化的风雨冲击中不断解体的悲剧命运。这一文化转折的大致过程是：如果说洛阳的周文化显示了对中原文化殷商文化(其起点和归宿都是宋陈文化)的革命，那么周文化因对夏文化的认可，使得郑卫文化得以发展，中原南北文化的阴性和阳性特征当从这一历史社会变迁中得到理解。和鲁文化并肩的墨学，成为显学应该与这一过程大体对应。但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中原文化受到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和外域的佛教文化的威胁，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特性，到了宋代，更是完全认同了周文化的变体鲁文化，其文化的衰亡就不能不成为一种必然。虽然宋以后，文化中心的转移有着客观的外在因素，但作为中原文化本身，其元文化的特性被解构，则不能不意味着这种文化的消亡。
中原文化自夏商而完成其《易经》中阴阳两种文化原型的展开，周对其阴性特征进行了第一次消解。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原文化以宋陈学派和郑卫文化两种形式出现，宋陈学派中的墨学因和夏文化认同，得到周文化的认可，和鲁文化并为世之显学，郑卫文化得到发展，宋陈文化是被排斥的对象。秦的崛起，和郑卫文化密切相关，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弘扬也是一种北方文化精神。墨学成为绝学，大概和它归属于宋陈文化相关。但秦的短促命运，决定了郑卫文化的消亡。汉以后，楚文化兴，宋陈学派演化为黄老道学和魏晋玄学，成为中原文化的主体精神。其后，它在和佛文化、鲁文化反复争夺中援佛、儒人道，到宋代开始完全丧失了中原文化的特质。如果说，在西部洛阳，周文化主要解构了中原文化中的商文化，那么，在东部的开封，鲁文化则最终解构了包括郑卫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原文化。而鲁文化在和楚文化的较量中，又最后败北，则寄寓了深刻的历史内容。
周文化对中原文化的改造是决定中原文化变迁的一个关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洛邑的地望何在?《汉书》说：“周武王行迁九，周公致太平，营以为东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尚书》载：“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则告商王士”。《左传》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象物。……桀有错德，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迁于周”。可见，鼎是传国重器。《左传》载：“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武王灭商后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洛邑，说明他已决定把国都建在这里。周初的文献中周人常称是夏的后代。周本小邦，灭商后要想把国都建在“有夏之居”的洛邑，就尽量抓住人们追念夏王朝政绩的心理，拼命宣传自己与夏同黄帝，本是同族，从而为统治中原寻找理论。
当然，地理环境对文化生成的影响并不是唯一的。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民族对农业的重视和依赖，发展成重农轻商和安土重迁的观念，这是就中原文化整体而言的。在中原文化内部，由于相邻文化形态的影响，又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文化特质。我们说，中原文化的发展具有西南高、东北低的不平衡性，除了文化积淀的原因外，即和这种文化交流、文化影响相关联。一般而言，在中原文化东北部活跃的是一种游牧文化。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更为严酷，只能以迁徙和战斗来对付自然环境和异族的压力。但军事上的强大并不标明文化上的繁盛，再加上同中原文化具有不同的存在基础，中原人民对这种文化的接受就十分勉强，其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接受者的态度如何，和自然地理环境相比，也是非常关键的。【作者： 李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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