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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各界争吵得沸沸扬扬的关于“谁是第三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争论尘埃落定，号称最有希望的广州开发区、湖南长株潭新区、沈阳沈北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目前均未被中央批准。

　　重庆的“申新”之路

　　2007年3月4日下午，北京京西宾馆。

　　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重庆代表团代表，一起鼓掌通过了将《关于批准在重庆设立国家级统筹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建议》作为全团建议，提交大会。

　　这是此次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唯一的一个全团建议。

　　4天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给予了重庆更充分的信心。在他提出的重庆“三定位一目标”中，“城乡统筹的新型直辖市”，更为重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扶贫攻坚、三峡移民、生态环保。”回溯直辖之初中央交办重庆的4件大事不难发现，这3件大事便是为城乡统筹打下基础。而另外一件大事———“国企改革”，更是为重庆解决发展的“内生动力”问题，振兴国企，也是为试行城乡统筹提供强大经济内核的第一步。由此，事实上“城乡统筹”是重庆一直致力探索解决的问题。

　　这与重庆的大城市、大农村并存的二元经济基本市情相关，同样，重庆的这个基本市情也被称之为“中国基本国情的缩影”。

　　在即将跨入直辖10年的门槛之时，面临着新起点的重庆，便在思考自己的定位问题。2006年8月，重庆便开始着手邀请专家智囊把脉发展方向，而此时，较好完成了中央交办的4件大事、积累了近10年基础的重庆，有了更多探索城乡统筹的底气。

　　“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支点、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直辖市。”2007年春节刚过，国务院新闻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市长王鸿举便抛出了重庆未来定位的初步想法，其中，“城乡统筹发展的新型直辖市”赫然在未来重庆发展的3个重点之列。

　　早在两会之前，重庆市就曾经上报中央，请求同意将重庆设立为“西部城乡统筹试验区”，并获国务院批准。

　　而此次全国两会全团建议之举，是“西部城乡统筹试验区”的升级版，其中“西部”悄然变成了“国家级”。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素有“新特区”之称，在深圳等老特区政策被发挥完全之后，人们将目光投向了这块旨在争取更多地方发展自主权的“金字招牌”。

　　愿望在小心翼翼地试探、摸索中，逐步成为现实。

　　在结束了全国“两会”之后，重庆便开始结合胡锦涛总书记“314”总体部署中的“三定位一目标”，开始向“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力，力求将“直辖牌”发挥出更大效应。

　　“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说得很明确，直接为重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贯彻。”市委书记汪洋不只在一个场合这样强调。申请“城乡统筹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便因此而更增添了砝码。

　　果然，直辖十周年庆典“6·18”到来之前，重庆收到了中央的这个大礼包。

　　“新特区”之争

　　既是“金字招牌”，希望得到的当然不仅是重庆。

　　此前，已经被国家批准的“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上海的浦东新区和天津的滨海新区。

　　浦东、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足以让人羡慕：今年3月底，上海浦东新区的行政审批事项从原有的724项缩减为220项，减幅巨大；而新区的服务项目由原先的213项增加到680多项，翻了两番。

　　而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仅去年一年即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64.2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24.7%，而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则创历史最高纪录，全年开工建设了64项工程。

　　一些投资大项目也纷至沓来，纷纷冲的是“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名头。

　　在各方看来，在中国，中央掌控资源配置权限、自上而下配置资源的体制，集中表现在对金融、土地、税收、财政等政策资源的控制上，而这种体制至今没有改变过。

　　而“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导下，大胆尝试各种改革，这无疑是给予了地方更大的发展自主权。

　　因此，一股“新特区”热正在蔓延开来。

　　同样在全国“两会”期间，广西代表团的68名全国人大代表及10多名全国政协委员分别请求国家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列为国家经济开发区，他们的理由是北部湾经济区应该在未来的东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湖南长株潭新区的“申新”，则由该省省委书记张春贤、省长周强亲自操持，“两会”期间，两位在担任现职前均来自中央部门的湖南最高领导，各自带队拜会中央各部委高层，并请国家发改委指导湖南抓紧完成试点方案和行动计划，以上报国务院获批。

　　在广州，以地区生产总值789.44亿元、财税总收入188.38亿元居国家级开发区之首的广州开发区，也欲与南沙开发区一道，捆绑起来向国家申报“新特区”。

　　武汉则以“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名义，在武汉新区的基础上申报“新特区”，也正日渐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6年12月，辽宁省经请示国家发改委同意，批准沈北新区为辽宁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目前，把这一头衔由“省级”升格为“国家级”的报告也已经送达国家有关部门。

　　另外参与“角逐”的还有苏州工业园区、郑州郑东新区、新疆乌昌行政区(乌鲁木齐、昌吉)、内蒙呼包区(呼和浩特、包头)、哈大齐工业走廊区(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河北曹妃甸(唐山)等。

　　各地各出奇招，显然，找到自身的特点，是“申新”的关键所在。例如天津滨海新区搞金融创新，设立渤海银行、产业投资基金及柜台交易，这些探索基于天津金融发达的先天条件，又因其是北方经济中心，而国内众多城市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同时，为了显示重视程度，除湖南由省委书记、省长亲自操持外，其他的开发区均实行了高级别的人事配备。例如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由该市萝岗区委书记薛晓峰兼任，他同时还是广州市委常委；沈阳沈北新区区委书记王世伟，也担任着该市市委常委。

　　中央一锤定音

　　“申新”之争正一片喧闹之时，国家发改委的一纸通知，让场面立即静了下来。第三个“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花落重庆，与重庆一起获批的还有隔壁邻居———四川省成都市。

　　国家发改委通知要求：“重庆和成都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也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重庆如何用好“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张牌，将是摆在决策者案头的一个新课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秘书长肖金成曾对充满热情的“申新”城市警告说，“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仅是一种改革权的下放，如果应用得不好，可能会是包袱。”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陈德铭也曾提醒各地：“综改试点不是给优惠政策，不是搞不平等竞争，而是试图通过区域性的体制机制的率先创新，推动面上的改革。”

　　为了打好“城乡统筹”牌，重庆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3月2日，重庆市政府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署了“关于试施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促进三峡库区移民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重庆将获得国开行的战略融资。

　　同时，国开行重庆分行证实，此前传言已久的三峡银行组建工作已经启动。常务副市长黄奇帆也透露，在今明两年内，重庆将完成10个企业集团的整体上市工作，这将根本性地改变重庆资本市场的格局。

　　目前，重庆已经完成了旨在进行城乡统筹发展的“一圈两翼”战略布局，并计划到“十一五”期末，将“1小时经济圈”的GDP做到4000亿元；城镇化率从2005年的58.4%提高到65%。到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5万亿元，占该市的80%以上；吸纳库区移民和其他地区农村人口500万，城镇化率达到76%。

　　重庆市委研究室一位工作人员分析，在“314”整体部署中提出的“三定位一目标”，打造“增长极”和“经济中心”，必然要把城乡统筹作为前置条件、基本要求和首要任务，“城乡统筹的直辖市”既涵盖农村，又涵盖城市，既涉及经济领域又涉及社会领域，既是对发展目标的概括，又是对发展路径的表述。

　　同时，“加快建设城乡统筹的直辖市”与“在西部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者相结合，直接明确地涵盖了改变特殊市情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内在要求。

　　因此，以“314”整体部署为契机，在重庆争得了“国家城乡统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探索出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不仅是解决重庆发展“瓶颈”之需，对整个中国进行城乡统筹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编：陈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