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武汉城市志最早的出自哪个年代？目前武汉最古老的建筑遗存还有哪些？保存状况如何？
董玉梅：修志是中国的传统，从宋代就开始了，我们武汉的志书应该说从明代就有了，清代的时候就达到高潮，清代有个叫张学成写了相关方面的地方史，志书，就是在我们修志的时候还可以参阅了一下，如果这些建筑还包含一些塔的话，就是塔呀园林这方面，那就是汉阳的石榴花塔，是非常早的，它好像是宋代的。还有明代的洪山宝塔，这个应该算是最早的，如果还要说其他的建筑的话，中国的建筑有个特点就是木质结构比较多，砖石结构不多，所以保存下来最古老的建筑应该是不多的。
主持人：那现在这些建筑的保存状况如何呢？
董玉梅：武汉历史（建筑）的保存状态呢，这个其实我不用说你们也很清楚，拆比保要多多了。保存的状态基本上不是很好，不说历史建筑保存不好，就是共产党领导人的故居保存状态也不是很好。
主持人：史志工作对专业人员来说比较熟悉，但在武汉民众看来还很陌生。请问有什么便捷的办法和方式可以让越来越多的民众更快更好地了解史志工作，进而自觉地为史志工作助力？
董玉梅：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修史修志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都是官员才能写史写志，过去有叫“史官”，写史的人就是叫“史官”。所以长期以来官员写的史，或者普通老百姓写的史只要不是作为正式史官写的，我们都称它为“野史”。就是不能记录正史的，原来的野史都是不能记录正史用的，但是普通老百姓都是喜欢看野史的。因为正史都是经过高度的提炼，它是为政府的一些决策、治理国家、治理地方提供参考提供依据的。因此它不是那么亲切，如果让老百姓熟悉历史，接触历史，你就必须从身边的历史开始做起，就是说要你一下子产生爱心，去爱党，你不如首先去爱你的父母，从细微的地方做起，你如果想读历史，学历史首先要从身边的历史开始，身边人的故事开始，这样我们才会尤及到我们国家的历史啊，那么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编的《百姓看武汉》，是广泛的吸纳市民写的一些文章。编辑到地方史志的书籍中记录下来，也是希望百姓通过最便捷的方式，来了解地方史。
主持人：年鉴长久以来作为“官书”，其编纂和经营理念受到了官本位思想的局限，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承与普及，武汉新时代的城市“圈地运动”加速推进，大量的老建筑和文物也由此逐渐消失。您作为地方志的专家，目前该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董玉梅：（大笑）作为地方史的专家，我觉得我无力改变这些状况。为什么无力呢，我向政府递过很多报告，来保护这些老房子，保护这些老建筑，当然说不是完全没有成效，有的是有成效，但是很大一部分是没有成效的。对，因为城市建设步伐太快，浪潮太猛，我们个人的力量或者局部的力量不足以抵挡拆迁大潮，应该说是城市建设的大潮，我们抵挡不住，就像这次的（保护）“救世堂”（事件）。一个非常珍贵的历史建筑，我向政府打过多次报告，我向公安部门也提过很多，但是到现在为止“救世堂”的保护工作还是让人担忧。“救世堂”是一个建筑群，但是现在呢，他的一个主堂征求了我们的意见从拆除转向平移。但是这个堂你要想平移它，垮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我们是希望既不平移也不拆除，原地保留，这个建筑群都可以原地保留。但是这个结果到目前都没有下来，而且据我们所知的消息这个堂肯定是要平移的。所以我们只能向政府呼吁最大的作用。希望政府能够关注到这个历史建筑中来，因为城市的历史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
主持人：据了解，您是目前难得的兼通文、史、哲的网络写手，很多文章都在民间得到高度赞誉，由此还吸引了大量的武汉地方史的爱好者。您觉得这股民间力量对于保护武汉的过去文化精髓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董玉梅：应该说很有作用，我今天不是说了一个永清街吗，也说到了岱家山碉堡，但是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还没说到江汉路，拆除江汉路有很多网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多做了各方面的努力，宣传啊，向政府递交报告等等，虽然没有阻挡住拆迁的结果，还是拆掉了，但是延缓了拆迁的时间，让一些群众体会到这些老建筑队城市的价值，就是这些东西拆掉了，但是老百姓逐渐发觉这些东西不能拆，应该留，因为建筑就是我们的历史，你不能说为了城市建设把这些老建筑都拆掉。再说一句话，官员，城市的统治者，你不是农民，城市的土地不是农田，你不能开春就耕一遍，秋天就收获一遍，你这个城市规划形成就是长期的。是可持续的。比如说那个老城区租借里面的老城区，包括模范区里面的，过去都是经过严格规划的，都是规划的非常合理的。你现在在里面大拆大建是不符合规划的。他就是农民在犁田地。
主持人：谢谢董老师！
（以上文字根据视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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