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这次会议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党的九大以后，全国各地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斗、批、改”任务、“五十字建党纲领”和“吐故纳新”的指示，开始恢复或重建地方党组织，稳定社会秩序。1970年8月23日，中央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地方党组织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71年2月20日至23日在原武汉市委第一招待所（现解放公园路83号）内举行。会议前后历时4天，到会正式代表705人，代表全市112644名党员。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方铭作工作报告；中共湖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曾思玉讲话；中共湖北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副组长张体学讲话；选举新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

　　1971年2月14日，大会举行预备会议，通过了出席中共湖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名单。2月20日，大会首先选举了大会主席团和大会正副秘书长。张景录当选为秘书长。随后，方铭致开幕词，张体学在大会上作了讲话。

　　21日上午，方铭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分八个部分。报告首先明确提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遵照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指示和‘九大’的政治报告，总结我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市革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继续完成‘九大’和九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选举中共武汉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回顾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武汉的历史后，提出了今后的任务是：“要广泛深人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搞好斗、批、改；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党的整顿和建设；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报告就如何搞好斗、批、改和整党建党等问题分别进行了阐述。在谈到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时，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阶级斗争，用革命统帅生产，带动生产，促进生产。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以钢为纲，狠抓基础工业，相应地发展轻工业，提高配套和自给力，为全省建立‘小而全’的地方工业贡献力量；大力发展交通运输；坚持工业支援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大力支援三线建设。把郊区建设成大寨式的郊区。”报告还对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和如何作好民兵工作提出了要求。

　　23日，大会一致通过了方铭所作的工作报告。选出马学礼等55名委员和王健等15名候补委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五届委员会。新市委成员实行的是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形式。新市委于23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第一次全体委员会选举和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方铭为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张昭剑、田文、韩宁夫、王克文为市委书记；方铭、田文、马学礼等14人为市委常务委员。

　　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是按照“九大”的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召开的。由于“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因此，武汉市的这次党代表大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也无疑是错误的。但这次会议的召开使武汉各级党的组织在被冲击停止活动长达4年多之后，正式重新建立和恢复组织生活，这对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次代表大会到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其间历时12年，武汉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文革”中后期、“两年徘徊”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

　　一、“文革”中后期第五次党代会后，武汉各级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要求，在政治上，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批陈整风”运动“是针对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出来的陈伯达问题而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批判、教育运动。武汉于1971年3月开始分期分批进行。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武汉市的”批陈整风“运动被”批林整风“运动所代替，开始有步骤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插手武汉的罪行。”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提出了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武汉市于1972年初开始批判极左思潮，并恢复了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解放于部的工作。但是，批判极左思潮未能坚持下去，武汉的”批林整风“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开始对各行各业进行全面整顿。武汉市认真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整顿的各项指示精神。然而，随着整顿工作的深人开展，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并逐步发展成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遭到”四人帮“的疯狂反对。1975年底，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展开。武汉子1976年初也开展了这一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展使得武汉市经过全面整顿取得的成果几乎全部丧失，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遭到了否定和批判，许多单位再度陷入瘫痪和半瘫痪的状态。1976年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后期武汉的经济大起大落。第五次党代会后忒汉市开始执行第四个五年计划。“四五”计划的方针是：以战备为纲，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经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1971年至1973年武汉工业总产值逐年上升，1971年增长1.83％，1972年2．5％，1973年11．2％。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使武汉社会秩序又被搅乱。工业生产又急剧下降，全年工业总产值比1973年下降了25.5％。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武汉对各行各业进行了全面整顿，社会秩序很快恢复，全年工业总产值57.09亿元，比1974年增长38．4%；市财政收人8．84亿元，比1974年增长70.55％。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开始走向安定的社会秩序重新陷入混乱，刚回升的国民经济又遭到挫折。据有关部门测算，“文革”期间全市损失工业总产值55亿元。武汉为调整布局而迁建阳新、咸宁等县的武汉新工业区，于1970年正式开工，由于过分强调备战，按“山、散、洞”要求布点，使工厂因交通、电力、供水等困难年连亏损，难以为继，累计花费投资7000多万元。

　　“文革”给武汉经济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由于大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始终坚守生产岗位，并以不同的方式对“文革”进行抵制和斗争，在一定的程度L限制了它的破坏作用。因此，武汉的经济在这个特殊年代里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1966年到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5.2％。国民经济部分领域取得进展，特别是冶金工业跃升全国先进行列。1970年武钢的钢、铁“双200”万吨共同综合生产能力基本建成，1971年开始进人“双400”万吨建设。1974年动工兴建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一米七轧机”工程。这项工程的设备工艺和技术水平具有世界70年代钢铁工业的先进水平。武汉地方冶金工业建成了汉阳钢厂、武昌焦化厂、中南轧钢厂、武汉薄板厂、武汉无缝钢管厂、武汉带钢厂和武汉精密合金厂等一批企业。机械电子工业和化学工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先后建成了武汉仪表厂、武汉半导体器件厂、武汉轻工机械厂、长江仪表厂、青山硫酸厂等企业，武汉的工业体系更加完善。尤其是1975年武汉石油化工厂二期工程的动工，标志着新兴的石油化学工业在武汉诞生。交通运输保持了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先后完成了江岸西编组站、汉西货场等10个项目的扩建和武汉港等一批专用码头建设，并于1974年开工兴建了江汉二桥。科技事业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有的成果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二．“两年徘徊”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武汉市委重点领导开展了揭批“四人帮”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武汉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首先从清查“四人帮”的帮派骨干体系人手，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运动、1976年12月，武汉市委发出指示，要求集中力量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接着召开了20万人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大会。1978年4月，市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就如何从组织上摧毁“四人帮”帮派体系进行部署。不久“四人帮”在武汉地区的重要骨干分子被依法逮捕。此后，各区、局、大单位和县团级以上单位的领导班子也都对帮派分子进行了清理。以上工作的开展，必然要联系到对“文革”中一系列是非问题的澄清，而此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却提出并坚持“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简称“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左”的指导思想还未从根本上改变。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8月14日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市广大干部和群众在8月至10月用3个月的时间，集中开展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同日在《长江日报》上刊登了观点鲜明的《任何真理都要接受实践检验》等文章。随后，各部、委、办、局、大型企业按照市委“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要求，也相继开展了学习和讨论。经过这次学习和讨论，很多党员和干部提高了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要性的认识，为纠正“文革”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经济上，“文革”结束后，武汉市的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上升。武汉市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了49．32％，农业总产值比1976年增长了6％。但是由于中央对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的改变，1978年1月武汉制定了新的3年“跃进计划”，提出到1980年武汉地区的工业总产值要比1975年翻一番的奋斗目标。于是基本建设投资又开始急剧膨胀。1976年至1978年基本建设投资高达48.49亿元，建设项目超过600个。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失调，农轻重的比例为1.1：1.72：79.91，更新改造投资仅占2.2％。经济结构又出现了新的失衡。

　　三、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市委带领全市人民走上了全面拨乱反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思想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继续深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这次大讨论和学习，广大干部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增强了与党中央在思想上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在政治上，武汉市委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恢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市、区（县）人大常委会，建立市、区（县）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和健全检察机关；积极调整社会关系，平反和纠正了自1957年以来的冤假错案；摘掉了地主、富农分子的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给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落实了政策；支持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发展组织等等。在组织上，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初步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到1982年共选拔了750多名干部到县级以上单位的领导岗位，其中有一批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年轻干部。普遍开展了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在经济上，市委不失时机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从1979年6月起，武汉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提出了今后3年全市经济调整的指导思想和具体要求。并以农轻重为序，调整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方向，开始向为农业、轻工业、出口和技术改造服务方向调整。按照中央“停、缓、并、转、缩、建”的原则，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了投资结构。开放了集市贸易和小商品市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开辟，成为全国开市场经济之先河的典范，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郊县农村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全市90％以上的生产队和88％的农户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乡镇企业开始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硕果累累。到1982年全市取得科技成果1000多个，远远超过了“文革”十年中武汉市科技成果的总和。

　　经过几年全面的拨乱反正，十年“文革”和长期“左”的错误造成的混乱局面得到了根本改变，武汉重新呈现出勃勃生机。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历史的重大转折在武汉开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