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1962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这次会议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了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为了传达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同时鉴于武汉市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任期届满，需进行改选，中共武汉市委决定召开中共武汉市第四次代表大会。

　　1962年12月17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武汉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剧院举行。会议前后历时12天，到会正式代表441人，代表全市84879名党员。12月14日至15日举行了预备会议，由市委第二书记彭天传代表市委报告了本届代表大会的有关事项，并组织代表以代表团和小组为单位，首先传达、学习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关文件。这次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作《市委向第四届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选举新的中共武汉市委员会。

　　12月17日上午，大会首先选举了大会主席团、大会正副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通过了大会日程和会议规则。随后，宋侃夫代表中共武汉市第三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宋侃夫的报告分三个部分D第一部分概述了武汉市从1958年以来组织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和贯彻执行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所取得的成绩。报告指出：经过4年来的建设和调整，武汉地区以钢铁、机械为中心的重工业已经奠定了初步基础，轻工业、化工、纺织等工业也已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以武汉为枢纽的交通、运输建设日益发展，物质生产能力比1957年已有很大的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第二部分阐述了武汉市当时的经济形势和任务。报告提出全市党员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市人民群众，高举三面红旗，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把武汉市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基地而奋斗。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支援农业、支援集体经济放在第一位，要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报告还就怎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对工业、交通、商业部门，科学、文教事业，城市建设和管理，郊区和东西湖农场工作，人民经济生活安排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具体工作，作了详细的说明。第三部分阐述了完成任务的可能性和艰巨性。报告指出：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好的，全党和全体人民的觉悟不断提高，团结不断增强，这说明我们是能够完成伟大的建设任务的。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进程也决不会一帆风顺，根据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为了团结全市人民正确地、顺利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任务，我们必须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最根本的保证是加强党的领导，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来加强党的建设，使武汉市的党组织真正不愧为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的一个健全的组成部分。报告最后提出：我们要永远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

　　28日上午，大会选举彭天琦等35人为中共武汉市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张文斗等15人为候补委员。29日，市委四届一次全会选举宋侃夫等12人为市委常务委员，宋侃夫为市委第一书记，彭天琦为第二书记，宋一平、刘惠农、王克文、伍能光为市委书记处书记。

　　市第四次党代会结束后，武汉市委按照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在政治上开展了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前后历时3年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3年2月至1964年8月，城市简称“五反”；即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农村简称“四清”，即清帐、清库、清财、清工分。第二阶段从1964年8月至1966年5月，农村、城市都开展“四清”，即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在运动中，由于对四不清，尤其是经济上的不清，以及和平演变等问题在政策标准上把握不准，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把“四不清”、“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作为框子到处去套的现象，把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各级党、政、工、团甚至学习小组长等“五长”，使阶级斗争扩大化。1965年1月，中央下达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以上一些过“左”的做法，开始得到纠正。但由于这一文件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给后期的武汉社教运动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由于市委吸取了以往开展运动的经验教训，把政治运动与经济工作分开进行，因此，武汉的社教运动从总体上看对经济工作的干扰不大，全市人民的主要精力仍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并认真贯彻执行武汉市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各项任务，取得了突出成就。

　　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继续进行三年调整的精神，武汉对经济继续进行了全面调整。首先是把国民经济纳入了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全市加强了对农业的投人，实行了农业技术改造，并组织各行业各部门大力支援农业。其次是确保工业和基本建设的重点。1962年10月中央和国务院确定天津、武汉等6大城市经济计划单列，但1963年武汉市的计划指标在省计划指标中未来得及单独列出，而且市属工业总产值湖北省给武汉市的计划安排较1962年实际增长2.33％，低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长5.7％的水平，现有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75％至80％。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发出《关于要求工商企业迅速扭转亏损，增加盈利的指示》，下达了当年扭亏增盈的硬性指标和任务。并对地方工业进行了行业调整、生产定向、归口管理以及物资定点供应等。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1963年底全市国民经济出现好转。1964年武汉经济计划单列，国家加大了对武汉的投人。武汉市委抓住机遇，认真贯彻“八字”方针，将调整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以巩固、充实、提高为主，提出三年调整的具体任务是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充实提高。其工作中心是工业的技术改造，同时进行行业调整。

　　经过三年调整，到1965年底，武汉各项调整任务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在工业建设上，建成了武汉拖拉机厂、武汉柴油机厂、中南汽车制造厂等。全市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1965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22．16亿元，较1957年增长3.06倍。工业生产能力迅速增强，主要产品的新增生产能力为：炼铁162.15万吨，炼钢209.69，轧钢120万吨，发电机组容量11.2万千瓦，棉纺纱锭11.11万枚，水泥1000．8万吨。发电量、生铁、钢、水泥、汽轮发电机、烧碱、化学农药、抗菌素等主要工业产品从无到有，或产量成倍增长。工业布局也基本展开。以武钢为主的青山工业区，以武汉汽轮发电机厂。湖北电机厂、武汉汽车标准件厂为主的关山工业区以及七里店工业区、鹦鹉州工业区。唐家墩工业区等13个新工业区基本建成。各行各业在新的基础上协调发展。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314亿元，较1957年增长118．06％，其中工业产值30．4亿元，增长117％；市财政收人4.62亿元，增长52．98%.许多经济技术指标创造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水平。

　　在农业上，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机械化程度有所提高。1963年，在全民所有制地方工业中直接为农业服务的工厂约占85％。支农的生产资料产品达35种，产量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1964年全市进一步掀起支农热潮，由武汉市供应农村的生产资料比1963年增长12％，生活资料增长19％。1965年全市郊区农村有效灌溉面积由1957年的62万亩增加到492万亩；农业机械耕种面积由1957年的47万亩增加到2641万亩。农业产值1亿元，增长150％。

　　教育、科技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教育质量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提高。通过改建扩建新建大中小学校舍，各类学校学习席位增加20.97万个。新建高等院校4所。1965年全市高等院校在校学生3.51万人，比1957年增加21.88％。中等专业学校1965年有112所，为1957年的2.73倍。

　　全市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1963年对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升级面达40％，职工平均工资提高6．2％。全市积极安排社会闲散劳动力，仅1963年就招收1．2万人参加劳动，安排劳动力1万人以工代赈。城市公用事业、商业有一定的发展，自来水日供水能力增加17．5万吨，用水普及率1965年达到91.2％。武汉的经济建设在战胜严重困难后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从1966年5月起，一场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武汉的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1967年受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武汉出现了全面夺权、全面内乱的局面，各级党政机关和一切经济管理部门陷入瘫痪，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还没有审定就被搁置。1967年、1968年两年的计划无人下达。不断升级的武斗，造成生产常常无人指挥，经济工作无人负责。1967年和1968年的工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16.3％和29.2％，货物吞吐能力明显萎缩，各主要工农业产品急剧减少，市财政实力也显著下降。武汉经济的严重滑坡，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69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要求武汉“狠抓革命，猛促生产”。6月20日武汉制定下达了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1970年武汉市革委会生产指挥组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精神编制了《武汉市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要点》，并在全市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经过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武汉的经济止降回升，1970年武汉市基本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